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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

中国,2013年

第一部

1 不久的将来

第一个久违的人

一个月不见了。我是说,一整月不见了、消失了、找不到了。照常理,一月后是二月,二月后是三月,三月后是四月。现在,一后就是三,二后就是四,跳了一个月,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对方草地说,算了,别去找,犯不着,人生苦短,好好过日子吧。

我再有本事,也改变不了方草地。不过说是在的,如果真的要找,方草地是适当的人选。他一生中,大概也有过许多个月是消失的、找不到的,或存在等于不存在的;他的经历像一串碎片,无法组织成故事;他总是在奇怪的时间出现在奇怪的地点,或人间蒸发多年后,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永劫重生般冒出来。这样的人,说不定能办些不合时宜的事,譬如去找回失踪的一个月。

是这样的,本来我也没注意到有一整个月不见了,就算别人这样说,我也不会轻易相信。我每天读报,上新闻网站,晚上看央视、凤凰台,平常往来都是有识之士。我没觉得有什么大事走漏眼。我相信自己,我的见解,我的理智,我的独立判断。

今年正月初八下午我从幸福二村家出来,例行公事的打算散步到盈科中心的星巴克,迎面有个跑步客突然停在我面前,气喘吁吁的说:“陈老师,陈老师!一个月不见了!到今天两年了。”

那人戴着顶不醒目的棒球帽,我认不出来。

“方草地,方草地…”他说两遍,把帽子摘下,露出秃顶,脑后吊着用橡皮筋绑起来的小马尾。

我认出来:“哟,老方!你怎么也管我叫起来老师了?”

他还是说那句,煞有介事:“一个月不见了!陈老师,陈老师,您说怎么办、怎么办?”

我说:“我们不止一个月没见了吧。”

方说:“不止,不止。陈老师,陈老师,一个月不见了,您是知道的吧!太恐怖了!我们该怎么办?”

跟方草地说话是有点累,我想起来了。“你什么时候回北京的?”

他打了个喷嚏。我给他一张名片:“别凉到。天凉,别乱跑了。我们再约,上面有我手机和电邮地址。”

他戴上帽子,拿了名片,说:“我配合您,配合您,我们一起找。”

我看着他往东直门外使馆区方向跑去,才意识到他不是在做有氧慢跑运动,而是赶着去某个地方。

第二个久违的人

过了几天,我去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的二楼,参加《读书》杂志的新春茶聚。这是一年一度的活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就间断的去了几次,而自从二零零四年搬到北京后,我大概隔年去露个脸,跟老一辈的编辑、记者瞎聊几句,算是让文化界知道我仍在。至于年轻编辑、作者就算了,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觉得有必要认识我。

那天,气氛和以前不一样,大伙都特别亢奋。最近一两年我也察觉到自己常常莫名的亢奋。但那天大伙的亢奋仍让我有点诧异。三联、《读书》的编辑、作者在思想上可能都有激情的一面,但是在社交上难得表现出亢奋。那天,大家都像喝了几两二锅头,嗨嗨的。

《读书》的创刊老人庄子仲已经很久不曾露脸,那天竟也坐着轮椅出席了,他看上去红光满面,如枯木逢春。但是围着他转的人太多,我没过去打招呼。另外,三联、《读书》历任所有的一把手、党委书记,总经理,正副主编,只要活着的都来了,那真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以我跟三联、《读书》的人交往这么多年,从没看过这种盛况,太令人惊喜了。我对人性向来犬儒,不觉得哪个机构内部是完全和谐的,尤其是大陆机构,特别是国营企业,包括国营的文化单位。

那天,我认识的编辑、作者都过度热情的跟我打招呼,但待我想跟他们继续说些什么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忙着跟别人亢奋去了。这种遭遇其实很普通,在茶聚、酒会常见,尤其当你不是角儿的时候。那天三番四次受转移掉后,我调整心态,其实也就是回到这么多年来自己最熟悉的心态,一个不投入的旁观者的心态。我得承认,我看到的仍让我觉得感动:这么多不同取向的著名知识界精英如此和谐的共聚一堂,脸上都挂着真诚的愉悦,甚至集体亢奋,现在一定是个名副其实的太平盛世了。

我心情极好,但脑中有个奇怪的念头让我觉得我该离场。我从聚会出来,打算顺便逛逛书店。我现在二楼随便看看艺术书,再到一楼体会一下最新的畅销书、商业书、旅游书。那天书店挤满人。书还有这么多人看,真好!我想起书香社会四个字。我从一楼的楼梯下到地下层,梯阶两侧坐满了专著看书的年轻人、学生,几乎把路都堵住了,好像叫大家不要去地下层。我满心欢喜、小心翼翼的走下去,这是我每次到三联书店的主要目的地,即逛地下层占很大空间的文史哲政治人文学术书区。我一向认为这类书能够在这个城市有这么慷慨而具尊严的展示,是北京值得居住的理由之一,一个看文史哲和政治书的城市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城市。

那天,地下层比较冷清,应该说,是特别冷清。奇怪的是,到了地下层,我也没有了细逛的心情,只想把要找的书找到就算。要找什么书,却一时记不起来。我朝地下层里面走,心想可能看到书就会想起自己在找什么。我过了哲学区,转往政治区、历史区,这时候突然胸口有点郁闷。是地下层空气不好吗?

我快步离开地下层。沿梯阶重上地面,心想着不要碰撞到两旁坐着看书的年轻人,突然有人一把拽住我的裤脚,我愕然垂首看,那人也瞪着我,不是年轻人,是个年纪不轻的女人。

“老陈!”她瞪着我说。

“小希”,我说着,心想小希怎么几年不见,这么显老,头发也白了不少。

“我看到你下去,还想这人是不是老陈!”她说话的神情好像是在说:遇到我是件很大的事。

“你没上去《读书》的茶聚?”我问。

“我来了才知道…我没。你现在有空吗?”她像抓住一条救命草,恳切的等我回应。

我说:“有,我请你去喝咖啡。”她隔了一阵才说:“我们边走边聊”,然后她松手放开我的裤脚。

出了三联她就朝着美术馆方向走,我并排跟着,等她说话,她不语,我主动问她:

“宋大姐好吗?”

“好!”

“有八十了吧?”

“嗯!”

“儿子好吗?”

“嗯!”

“多大了?”

“二十多吧。”

“这么大了?”

“嗯。”

“在念书还是在做事?”

“在念书。不要说他!”

我愕然,还记得她疼爱这个孩子的样子。我说:“要不我们去华侨大厦喝杯咖啡?”

她停下来说:“老陈,你感觉到吗?”她恳切的等我回答。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知道不该回答“感觉到什么”?因为她好像在测试我,像是在问口令,我若答得不对,她就不会向我说心里话。作为作家,我喜欢听别人的心里话。作为男人,我想听这个女人的心里话。

我面有难色的支吾着,她说:“是不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我勉强点头。我一生中,曾有过多次在我毫无感觉的时候,被别人要求我描述对一件艺术品或一段音乐的感觉。我憎恨这种没感觉的感觉,但也因为训练有素,擅以支吾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