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店外等，那大块头还在店里喝酒作乐，大家更气不过。等到他出来，我们跟着他，不知该如何下手，走着走着到了一个公交车站，那个蠢家伙竟然在离公交车站不远的一栋临街楼的侧面夹道，靠着墙角坐下来睡着了，众铁血忠魂这时候一拥而上，乱棍齐下，打到那大块头动都动不了，我在不远处看着，心想：好家伙，这回非得把他打死不可。这时候有辆切诺基开过来，大家就撤了。
我犹疑了很久，要不要告诉Z这件事，因为后果只有极好或极坏两种。如果X知道这事，可能会给吓到，Y甚至会谴责我，但Z却会对我另眼相看。我决定赌一把，我跟Z说，受他关于爱的演讲启发，我读出了他的微言大义，并且付诸实行，要做大事，恨是必需要的。我的潜台词是：我是可以替他干大事的。他听后一贯的不做表示就走了，很多天没动静。还好事实证明我看人还是准的。今天，我成了SS读书班正式成员，证明押对了宝。
我今年已二十四岁。二十岁那年我做的十年计划，正一步步实现，但我不能自满。毛主席三十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中共中央局五个委员之一。这样一想，我知道我要加倍努力了。
后记：SS读书班的S和S，是两个德国人-虽然其中一个是犹太人-姓名的第一个字母，读书班最初是以学习他们的政治神学和哲学开始的，不过后来发展下去他们是谁就不重要了。
再后记：一个小烦恼，就是很不幸韦希红是我“妈”。她是我事业进程中的不确定因素。我必须要排除这种不确定性。如果在毛的年代，她肯定已被判现行反革命罪。现在国家真是太宽容了，我叫我的国保上线把她长期关在精神病院，他说不着急，一切都在掌控中，先让她四处走动，看看她见些什么人。无奈。
寻月
我，方草地在录音。
我终于找到一个真正的兄弟了。他叫张逗，二十二岁，河南人，现住北京怀柔郊区农村。我六十五岁，有资格认他为弟，以兄自居吧，哈。
他跟我一样，完全记得失踪的那个月，就是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中国盛世正式开始，两者之间的二十八天。虽然他只待在北京怀柔的一角，但是他没有忘记。他跟我一样，是哮喘病患者，长年用类固醇。我现在大胆假设，我们两人没有失忆，是跟我们的哮喘药有关。哈，这是大好的消息，表示在我国境内，只要有多少长期服哮喘药的人，就有多少对那年有记忆的人，只是大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如果我能把一百个、一千个这样的人召集起来，我们就可以向全国人民证实那一个月确曾存在，哈。
上星期五晚上，我去五道口的一个熟人家，他家楼下的户外用品店正在清仓甩货，我顺便进去，看到一堆货物的下面，垫着一张失踪那个月的《南方周末》，大概是停报前最后几期了，我如获至宝，假装买了几件东西，然后连报纸一起带走。翌日我在雍和宫旁小咖啡馆无线上网，拿报纸跟同一期的《南方周末》电子版一对照，果然内容有颇大出入，譬如报纸版对这次严打的评论，在电子版就全文不见了，变了一篇叫西方普世价值不适合中国的文章。不知何故，看到《南方周末》被公然强奸篡改，反起普世价值来，我哈哈大笑，忘了咖啡馆里还有别的顾客。
这份《南方周末》报纸单张，遂成为我七十一号证据，可佐证那一个月的真实历史。
更幸运的是，那天凌晨，从熟人家小区开车出来没走多远，就看到有五六个小伙子用棒子在猛打一个躺在地上的人，他们看见我的车就一哄而散。我停了车，理智叫我少管闲事，正犹疑着，发觉那人在地上拼命想吸气，这情况我熟悉，再下车走近，看到他一只手在颤动，我念头一闪，伸手在那人裤袋一掏，果然是我想的哮喘喷雾剂，立即就往他嘴里狂喷几下，他就缓过来了。
我还要管他吗？我突然有强烈的好奇，这个跟我一样的用药者，是个怎样的人？我一生中，有过多次这种强烈的好奇，可以说，我一生的道路都是跟着这样的感觉而走的。这个人我就决定管了。
这个大块头！我连拖带拽好不容易才把他弄到车上，送到北医三院。我怕他出院走了，第二天早上就再去看她，他仍然在昏睡着，下午醒来，口齿不清就支使我买东西送去他怀柔家，也不怕我拿了钱就走掉。我决定照办，赌沙蟹一样看看下一张牌，到第三天我才确定，我对了，他记得，我们是一类人，我终于证明我不是孤独的，哈。他就是张逗，我认了他做兄弟，比亲兄弟还亲。
两年来，他是我唯一找到的一个同类。其他人都跟我们不一样。
最初，我以为其他人都不愿意再谈那个月，后来发觉他们把事情记错了，完全跟我自己的记忆对不上，再后来我才总结出来，他们的记忆里，有二十八天是失踪的。为了证明他们的失忆，我到图书馆找当年的报纸和新闻周刊，才发觉全都只提供电子版，不再能够查阅印刷版，而那二十八天的电子版报道都跟我的记忆不合。在电子版里，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与中国盛世正式开始连在一起了，中间惊心动魄的一个月消失了。
我一度认为就算官方做了手脚，老百姓一定不会遗忘，后来不得不承认竟是全面彻底集体失忆。我怀疑这跟那年春天大家打禽流感防疫针有关，但我不能肯定。
我开始每天逛北京的旧货旧书店，找有关的报道，但只找到那年出版的官方报纸和风花雪月的刊物，没有报道真相的报刊。
我买了一辆北京切诺基吉普，沿京港澳高速公路南下，到地方上搜集证据，但也只有到了较奇特的地方，才找到些重要的佐证：例如在黄山山脚的一家民宿，找到一本完整的《财经》杂志，写到那年二月初的全球新一轮经济大衰退如何波及中国；在浙江横店影视基地的一家宾馆，看到残本的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报道各地居民囤积粮食的情况；在湖北武汉大学旁边的城中村，捡到半张《中国青年报》，主文章叫《巨灵来了》，介绍西方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大意是说在安娜琪状态与专职强权之间，人们会选后者；另一条报道回顾二零零八年的贵州瓮安事件政府失灵的情况；另外在湖南湘西土家族的地区，找到八分之一张《南方周末》的剪报，是一则收听广播用的国产收音机产品广告，因为当时很多人怕断电断线没法看电视和上网，所以买收音机。该广告的反面是一段谈一九八三年那次严打的文章。
往后的日子，报刊证据越发难找，所以我上周在五道口还能找到那年二月底的《南方周末》证据，让我喜出望外。
其实，我一直更着急要找的，是跟我一样的人。我把认识的人列了清单，其中我认为一向头脑比较清楚的人，我叫他们做明白人，这些明白人我已经一一去找了，最后都失望而回。难道我像是灾难电影故事里最后一个人类吗？不过，这类片子里的主角，后来一定会发现还有其他劫后幸存者。我就是凭着这样的信念一直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