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年前，大陆新娘嫁给香港人要等两年才能到香港定居，九二年后更要等待五年到七年。这项不人道兼违反人权的歧视政策，是香港之耻。文岚就算嫁给我，的确是不能立即到香港定居，我不怪她选择嫁到德国而不是香港。我甚至理解她骑驴找马。我气愤的是她不单误导我到底，并且在做了决定后也不通知我一声。我看穿她是个只顾往上爬而不顾别人的人，对她完全心死。
我懒得去猜想她现在和简霖的关系。
那天晚上，我在家附近的新加坡餐厅独自吃饭，看手机里的电子书。我用的是天语手机，以前是山寨王，现在是国际名牌，功能应有尽有，它的电子书，界面用类似索尼的科技，功能则结合了最新版苹果iPhone和亚马逊Kindle的所有优点，太好用了。我虽然仍然会惯性的定期去逛三联书店，但自从有了天语电子书手机后，几乎所有书都可以从网上直接下载电子档到手机。现在我的手机里已有金庸全集、张爱玲全集和鲁迅全集。
正在揣摩鲁迅《失去的好地狱》一文的时候，竟接到文岚打来的电话，约见面，我推说赶稿没空，她锲而不舍，约了翌日中午，她说到前门二十三号的Maison Boulud，那地方不好打车，我又没有司机，更何况我不想迁就法国水晶灯，改约在钱粮胡同三十号小咖啡馆。她问：“钱粮胡同在哪？”我不客气的说：“就在东四北大街，你沙滩老家附近，你不会不知道吧。”她竟然不还嘴就接受，一定是有求于我。
第二天见面，她果然说：“我跟简霖只是普通朋友，你不要跟别人乱说，人家有老婆。”
原来想堵住我的嘴。二十年没见，见我就为这件事。我竟然都不生气了，只想看看她还有什么招数。我逗她说：“简霖是大地产商呢。”
她反应竟是：“地产商算什么！就是有几个钱呗，没什么了不起。”
口气真大。难道她已经在骑驴找马？我得承认文岚虽也四十出头，但保养得很好，很有欧陆女人味道，我可以想象到不少男人仍会给她耍得神魂颠倒。
“你还在德国吗？”
文岚有点不解的看着我：“早就不在德国了！”
“不是说你嫁到德国去了。”我暗示二十年前的事。
文岚好像怪我消息不灵：“你说汉斯吗？我们早就不在一起了。德国，闷死人。我去了巴黎，我前夫是尚-皮埃·拉维。”她看我没反应，就说：“很出名的汉学家。”我确是没听说过几个法国汉学家的名字。文岚自己补充说：“汉学家都是神经病，受不了。”
我问：“简霖叫你文教授。”
她说：“文教授、文博士都可以，我是巴黎高等政治学院博士，你知道巴黎高等政治学院吧？我是欧非问题专家，欧盟和中国外交部都找我当顾问。”我想到她爸爸是中宣部的，根正苗红，体制内体制外，两边全沾。
我问：“那你不打算回国？”
她傲气来了：“你说回中国吗？看吧，欧洲那边也有人等着我，有个老贵族还整天追着叫我嫁他呢。不过现在人人都知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如果有特别好的机会，我会考虑回来帮中国做事。暂时先来来去去，我在巴黎和布鲁塞尔都有房子，正想在北京也找个地方。你呢，你在北京做什么？”
就在家待着，偶然写点东西。
她对我的兴趣已消失大半。
她问：“住哪儿？”
我答：“幸福二村。”
她肯定认为不够高档，摸清了我的底牌，仅余的兴趣都没了。
“老陈，我还有事。”
“你先走吧。”
“简霖的事…”
我用手势表示封嘴。
她站起来，带点撒娇的说：“你现在住在北京，我到北京你要照顾我啊！”
这叫留下一条光明尾巴，也算是买个旅游保险。一会做大女人，一会做小女人，大小通吃。亏她好意思说出口。
我隔着玻璃，看司机开门，她上了黑色宝马，WJ武警车牌的。
我想：她确已不是山寨货，而是真的法国水晶灯了，不过不管是以前国产不省油的灯或现在的法国水晶灯，都是在市场上待价而沽的。
第二个春天
然后好几天都没事也没人找我，我继续写不出东西，惦着小希，却没想办法找她。
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又到了，已经连续两次，何东生都出席，但除我之外没其他客人，似是简霖为何东生可以安排的。
我到燕都BOBO小会所的时候，简霖已经在喝酒，且喝了不少。他看到我说：“文岚跟我掰了。”他带点尴尬的傻笑着：“她把我甩了。”这情况我很理解，晚期的中年危机，却遇人不淑。
我知道文岚这样有姿色、有文化的女人，肯定会迷死简霖这种好舞文弄墨的晚期中年富商。
我直觉的问：“她现在跟谁啦。”
简霖苦笑，摇着头说：“我堂弟，不过这次她可要头撞南墙了。”
我有点吃惊：“何东生！”
简霖纠正我：“不是，另外一个。我们都是在姑姑追悼会上碰到的。文岚中学是白堆子外国语学校的，我姑姑教过她法语。”
我问：“你另一个堂弟是谁？”
简霖说：“你知道欧菲拉友谊投资集团吗？”
我说：“就是跟星巴克旺旺在非洲开店那个？”
他说：“那是小菜一碟。石油、矿产、大型基建…”
我随便问：“难道还有军火？”
他说：“当然有军火！非洲、拉美。”
我问：“那么欧非拉的欧呢？”
他说：“土耳其、高加索、前南斯拉夫、前苏联。”
我印象中，集团的老板是个板寸头，我问：“那，文岚就是跟那个板寸头好咯？”
简霖无奈的点头。
我故意刺激简霖，说：“难道他比你还有钱？”
简霖说：“我没法跟他比。”
我忽然想起问：“难道他比何东生更有权？”
简霖说：“东生忧国忧民，但是他只是个幕僚，大不了算个顶级智囊，比他有权有势的人多得是，甚至比不上政治局常委的大秘书，但是最终有权没权是要看你的派系是否在中央当权。你不懂中国国情，很多潜规则你是不理解的，中国事情不能看表面的，没法跟你们外面的人解释。”他说着说着自己不耐烦起来。
简霖这种认为境外人不可能理解中国的态度，我很熟悉，就让简霖认为我不懂国情吧。他今天心情不好，嫌我烦，我还是少说话为妙，我还挺在意跟他这份有距离的交情。
他认真的说：“你不要到处写也不要到处说啊！”
我也有点不悦的说：“我是不写八卦的。”
到吃完简餐我们都没话。
我只在想，说不定文岚和板寸头旗鼓相当，还挺登对的。文岚大概也应该满足了吧，这么多年的骑驴找马，累不累呀？难道还想做中国第一夫人？
何东生推门而进，简霖用食指点了自己的嘴唇几下，提醒我不要提文岚的事。
何东生各送我们一瓶茅台，说：“这茅台是专门供中南海的，应该是没问题的，请放心喝。”
我们欣然道谢。这个失眠的国家领导人不太冷。
简霖拿着水晶瓶替大家倒拉菲八九，好年份。跟着放片，片名《第二个春天》，一九七五年九月的出品。简霖说，这是文革八部样板戏后，四人帮主导新拍的头几部电影。当时邓小平又复出，还出访联合国，回来说要重视先进技术，四人帮拍这部片，就是冲着邓小平去的，不过片子在全国很多地方还没来得及放映，文革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