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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陈说:“《我们仨》是你们三联本版书呀。”

店员说:“不知道,电脑上没有。”

老陈问:“你们店长呢?”

店员说:“上二楼咖啡厅看看。”

老陈还是一个有点反省能力的人,他想到自己这两年都没有再读中共党史或共和国史之类的纪实书,连反右、文革回忆录也少沾了,只看经典小说、国学名著、名家游记美文,和重读金庸张爱玲鲁迅,已经很久没有注意三联书店架上有哪些关于反右、文革的纪实书和回忆录。于是,老陈决定下地下层去查证一下。

三联的地下层,在两年前做了点改变。楼梯一下去以前是三联的本版书区,现在改成小说区,接着是国学、宗教和影视媒体书区。今天,小说、国学、宗教和影视媒体书区的顾客还挺多的,虽然无法跟地面一层的畅销书、商业书、个人励志书和旅游书区相比。但是,在地下层一直往里面走,过了一个L型转角位之后,顾客就明显疏落,那就是哲学、历史、政治书区。上次三联春节联欢那天,老陈就是走到这里,胸口感到郁闷,今天,老陈的头像爆炸一样阵痛。老陈唯有放弃找书,急步走上地面,头痛稍缓,他想到要找个地方坐下,于是直奔二楼咖啡厅。

老陈只想着到咖啡厅深处找位子坐,没想到听到一声“小陈!”老陈回头一看,竟是《读书》元老庄子仲在叫他,旁边坐着书店店长,两个文化界的半熟脸,和一个年轻女性。上次《读书》聚会,老陈嫌太多人围着庄子仲,所以没过去打招呼,现在被叫住逃不掉,特别心虚的热情握着庄子仲的手说:“庄公!见到您太高兴了。”

庄子仲指着身旁年轻女子:“我的太太大人,是我现任领导,你没见过吧。”

老陈轻握女子手:“庄夫人,叫我小陈。”

庄子仲问其他几人:“你们认识吧?”都说认识,熟得很。

庄说:“小陈当年替香港《明报》访问我的剪报,我到现在还保留着。那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事。”

众人做另眼相看状。

庄说:“小陈,坐下,我有话问你。这次中央领导到家里来看我,《明报》的报道怎么说?”

《明报》的网站在大陆是受屏蔽的,老陈根本看不到,但他开口就说:“噢,跟《新京报》的报道差不多,篇幅还挺大的。”

庄公很高兴。

老陈不由自主的问了句心里话:“庄公,是不是知识分子现在真的愿意跟党和解了?”

说完老陈都害怕自己话说得太冲。

庄公说:“什么知识分子愿不愿意跟党和解?是党愿不愿意宽恕知识分子!”

这时候又有人来跟庄公打招呼,老陈趁机细声问坐在旁边的店长:杨绛的书怎么都没有了?

店长反问:“哪个杨将?”

老陈说:“钱钟书夫人杨绛。”

店长好像记起来了:“啊,你是说那个杨绛,大概都没人看了吧。”

老陈头痛又加剧,怎么自己几年不看这种类型的书,一般阅读者的趣味也跟着变了?

老陈跟庄公说:“庄公,我今天有事先告辞,很高兴看到您,您多保重。”老陈又对庄夫人说:“庄夫人,告辞了,请好好照顾庄公,他是国宝呀。”

老陈走出三联书店,还在想着自己是不是太狗腿,叫庄公做国宝是不是有点过。不过他一转念又想起金庸小说《鹿鼎记》里韦小宝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让别人高兴一下又如何?

随风而飘

回到家,老陈吃感冒止痛药,蒙头睡到天亮,醒了也不想起床。中午做泡面,是现在超市里康师傅一百种口味的其中一种,老陈没在意吃了什么口味。随后他上当当、卓越书网,查杨绛的书,竟然连书目都没有。

接着老陈按题目查,八九六四、九九法轮功,正如所料,一个显示都没有,但就算是延安整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三年灾害、五九西藏骚动、文革、西单民主墙、四五事件、八三严打等,这些在八十、九十年代一度可以谈论的题目,现在都没有几本书目,最常列出来的是一本《中国读本当代篇》和一本《普及版近代中国简史》,这是两年官方钦定的关于近当代中国历史的标准读物。

老陈想,方草地这个人有时候也够神,他好像没说错,全国这么多书店、书城,加上号称无书不备的书网,有成千上万的书目,可是都不会找得到任何一本书可以告诉我们当代中国历史的真相。奇怪自己怎么没早想到这点!文革和改革开放初期,书店的书种很少,人们都知道真相被屏蔽了。现在,图书琳琅满目,让人看不过来,其实真相依然是被屏蔽的,只不过人们以为可以设计自己的阅读兴趣,自由选择,想读什么就读什么,反而忘了自己已经被设计了。

接着老陈上网。他发觉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等关键词固然搜不出什么名堂,就算文革的链接都很不像话,大多是阳光灿烂日子的青春期怀旧,少数谈历史的都是简略洁本。怪不得现在年轻人说不出谁是四人帮,而八零后出生的从来没听过魏京生、刘宾雁的名字,也难怪王丹每次在海外大学讲八九六四,都会有中国留学生去叫板骂他,因为年轻人不再可能从书和网络-学校和传统媒体更不用说-知道这些事情的真相。

老陈想到一点,关于中国当代历史知识这一块,存在着严重的代沟。有些往事,对五、六十岁那代人来说,是无人不知的常识,甚至现在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仍会谈到,甚至家里仍有现在已找不到的书报刊,因此他们竟然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越来越边缘化,他们早就不代表社会大众,他们的认知是完全没有管道传递给比他们年轻的人,而下一代是全面不知道当时的历史真相的。

老陈想起伪天堂与好地狱,在好地狱,人们还知道自己是在地狱,所以想改变地狱,但在伪天堂久了,人们就习惯了,并以为已经是在天堂。

有什么好说的,老陈自己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最近几年,他也再没胃口看痛苦的当代历史,只有兴趣正典名著和风花雪月。他是每天上网,并经常逛书店,但都没有察觉到历史已经重写、真相已被删除,因为他也不关注了。直到昨天在三联书店、今天在网上,他才重新注意到历史真相明显的不在、公然的失踪。

老陈是写虚构小说的,是个说故事的人,他知道在后现代的符号世界,事实是可以建构的,历史是可以做不同解释的,什么叫真相或存不存在真相这回事都是可以争论的,不过,对于睁着双眼说假话,眯着双眼删改事实,肆无忌惮的歪曲真相,赤裸裸的篡改历史,老陈心里还是感到一丝不安。

但也仅仅是一丝而已。

如果老陈当年不是当过记者,他大概也不会觉得事实必须受到重视,如果不是做过大陆文化名人的访谈,也不懂得应该保留历史的真貌。尊重历史、事实和真相是一种后天学习回来而不是自然天生的价值观,不见得受普世认同。大多数人对历史事实真相都不在乎、都不会有所坚持。

一般人也没法在乎,坚持的代价也太大。

何况真相往往令人痛苦,谁不想去苦取乐?

老陈这一刻就是想卸掉历史的重担。我们用得着责怪一般老百姓失忆吗?应该强迫年轻一代记住上一代的苦楚吗?难道知识分子就要滚地雷,跟国家机器死磕?

难道老百姓平常过日子还不够忙?

难道年轻人不应该向前看?

难道知识分子少批评多建设,实际一点,把精力花在国家需要的课题上,不是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