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的生活不是比以前好多了吗？
谁还有空管得了那一点点历史事实真相？而且不是所有的历史、纪实或回忆的书都不能出版，相反的，这类书多得很。只有不能符合以至挑战中共当代历史正统论述的书才会全部消失。
老陈忽然想到一个词：九成自由。现在我们已经很自由了，九成甚至更多的题材都可以自由谈论了，九成甚至更多的活动都已经不受管制了，难道还不够吗？大多数人连那九成的自由都消化不了，还嫌太多呢！不都已经在抱怨资讯爆炸、娱乐至死？
老陈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理，他有一张很长的书单，都是他想看还没看的书，包括国学的，如二十四史，也包括经典小说，如十九世纪俄罗斯小说，那是西方小说的一个高峰，但是因为当年台湾和大陆的阅读取向不一样，老陈的同代大陆知识分子在看帝俄小说的时候，老陈则在看当代美国小说。作为小说家而没看过俄国小说，老陈有点心虚。他一直都对自己说，以后有机会要补回来。现在，老之将至，还等什么？老陈有这些正典就可以了，用不着太多的自由。
况且，将来国家条件许可，还可以放宽到九五成。说不定现在已经到达九五成。那跟西方所差无几了吧。西方也有言论和活动的不自由，譬如德国政府就限制纳粹支持者的言论自由、美国很多州政府都剥夺同性恋结婚的自由。唯一的差别是理论上在西方，政府权力是人民给的，而在中国，人民的自由是政府给的。这差别有那么重要吗？
现在连清洁阿姨都会跟老陈说：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中国是在进步，希望它再好好地走十年、二十年，谁都不想再有大折腾。
大家务实的做好分内的事，国家稳步向前发展，老百姓生活慢慢改善，那就很好了。
老陈想：都怪那个方草地，说什么一个月不见了，什么杨绛的书都没了，打乱了自己的思绪。
老陈现在只有两个自寻的烦恼：想再写小说，想寻找迟来的爱情。
他打电话找社科院的朋友胡燕。
胡燕现在也知道星期天该在家休息，不应该工作。自己年龄到了，孩子都上大学了，不要太拼了，她老公一向劝她。
她更知道，项目是做不完的。现在的情况跟她当年不一样了，当时她做的研究课题不被重视，找不到经费，还常替她惹来麻烦，现在她也算是学科带头人，而农村社会文化研究也成了显学。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她在贵州黔东南做少数民族女童失学研究，还要靠台湾和香港的民间捐款才能开展项目。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她调查城里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时，京城学界也看不起这样的课题，而且她还受到各级政府的抵制和打压，要到千禧年后情况才一百八十度转变，中央出笼新政策，地方政府要制定对策，纷纷找专家学者咨询，虽然那时候学界突然冒出了许多自称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新专家学者，但自然也会找到胡燕。之后的新农村建设和农地流转重大课题，胡燕都分到研究项目，拿到令同行妒忌的国家拨款。
近年在做农村田野调查的时候，胡燕无意中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基督教新教的家庭教会的快速蓬勃成长。中国的基督徒人口，“地下教会”加上三自爱国教会和天主教爱国教会的信徒，二零零八年的调查数字是五千万，现在胡燕心里的数字是一亿，而这个跳跃都发生在这两年之间。为此，胡燕和两个做农村社会学的朋友合写了一份非公开的初步报告，在学界朋友之间流传征求意见。胡燕在考虑的是，自己有这么多国家重大课题在手，已经顾不过来，还犯得着花精力去研究家庭教会吗？何况，宗教社会学并不是自己的专业学科，若自己成功的立项取得国家拨款的话，更得有人眼红，私下闲言闲语就会很难听，说她是学霸学阀学术帝国主义者已经是客气的了。
胡燕一向洁身自爱，不惹学界是非，所以，为了自己要不要踏出研究地下教会这一步，不得不思前想后。但是，诱惑太大了。十三亿人里有一亿基督徒，十三个人之中有一个，国家是不得不重视的。胡燕知道自己的学术嗅觉其实是非常好的，现在这个态势，地下教会马上要成为社会大热话题，有关课题将立即升格为显学，这对学者胡燕的诱惑非常大，自己已经预感到了，还能忍住不放马过去吗？最近，胡燕整天感到潮热，并有点亢奋。
星期天的傍晚，老公在厨房唱着革命歌曲烧菜做饭的时候，胡燕在书房盘算地下教会研究该如何开展。这时候她接到老陈的电话，说有事要请教她，问她明天会不会进社科院，她说一般星期四才会去，不过，她马上说，有事明天也可以，遂与老陈约了在社科院旁的四川驻京办餐馆吃中饭。
胡燕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第一次去台湾，就是靠老陈帮着请台湾的文化大学发函邀请的，后来资助她做失学女童研究的台湾基金会，也是老陈介绍的，这是她学术生涯很重要的一步。她是个念旧的人，总是会给老陈面子，虽然老陈已跟她的学术事业没关系。
第二天，老陈跟方草地一起去见胡燕。之前，老陈跟方草地说，你想知道中国的实况，问胡燕就可以，没人比她更贴近底层和草根，如果她也说不知道的事，其实就是不存在。
老陈想一次性澄清方草地那个二十八天失踪了的说法。
方草地依然很倔的说：我记得的东西，不管谁说什么，我都不会忘记。
老陈找胡燕还有一个主要理由，就是想问她对麦子不死有什么想法。前阵子，老陈收到一份胡燕发来的电子档，是关于基督教地下教会在中国的研究。
吃饭的时候，胡燕解说她在忙什么：协助国家拟定农业合作社和农村金融机构的管理政策，也在做农地流转社会效应的追踪调查。
老陈速战速决的直问：“简单总结而言，现在的农村情况是在变好了还是在变坏了？”
胡燕说：“问题当然还是有，但总的来说是进入了良性循环周期。”
老陈问出这个结论就感到心满意足了。老陈去过的中国城市不下少，他知道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现在都非常繁荣，甚至县级市都建设得不错，城市老百姓好像都活得很好，小康是没问题的。老陈心里没底的是农村，他只在城市近郊农村旅游过而从没在农村长住过，所以，他每隔一段日子就问胡燕农村情况变好还是变坏，好像打长途给亲友问好，知道一切平安就踏实了。知道了农村情况也比以前好，老陈就可以告诉自己：整体来说中国越来越好，然后心安理得的去过他的好日子。至于农村良性循环周期的详细状况-详细状况交给专家学者去管吧，老陈觉得自己没必要知道得太细。
方草地突兀的问胡燕：“胡老师，您对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与中国省市正式开始之间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有什么看法？”
胡燕好像不太知道方草地在说什么。
方草地：“就是之间那一个月，准确来说是之间的二十八天时间。”
胡燕很耐心的说：“人民日报头条刊登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中国盛世正式开始，也就是美元一次性贬值三分之一，中国推出盛世新方案刺激经济的那天，是同一天，这是总所周知的事情。我不知道方先生你说的二十八天，是用什么计算方法。”
方草地不说了，老陈心想，老方这回你没话说了吧。
老陈问胡燕关于她跟别人一起做的那份基督教地下教会在中国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