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两年多前不一样的是，宗教局、三自教会和公安都没有再来找他们麻烦。更奇怪的是，请求入教的人数可以用应接不暇来形容。
现在，温泉镇的团契每天举办的见证会和读经班，都会有几十人参加，周日的布道会更要分三场，每场一、两百人。每天都有信徒介绍新人入会，也有人自动找上门来，像韦希红这样。
高生产曾经有点担心，教会办得太火，会不会引起注意。但是李铁军和其他三人都是以生命交给主的决心豁出去的往前冲，高生产想拦也拦不住。譬如说，当时李铁军要在院门外挂基督教春联，高生产是反对的，认为太张扬了，中国有些事情可以做但绝对不能挑穿，可是最后拗不过李铁军。李铁军认为光是产品好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宣传来配合，春联是广告。李铁军还说了一句话让高生产感动：我们的事业是光明正大的，我拒绝再偷偷摸摸。果然，李铁军是对的，很多人就是看到春联才知道这里有教会，进来听布道而成为信徒。
后来宗教局的官员也来了解过，问了些资料，态度非常好，没说什么话，之后也没采取什么行动。这两年，政府的身段确是柔软了。到李铁军要在大屋前挂“落地的麦子不死”的横幅时，高生产也不反对了。
高生产是省师范大学毕业生，坐牢前是中学老师，长期订阅《读书》杂志直到改信基督，是个知识分子，不想李铁军他们都是农民出身，所以有时候他顾虑的事情特别多。他忧虑现在的宽松情况不能长久，因为全国各类宗教都发展得太快，特别是佛教和基督教新教。若把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加在一起，二零零八年信徒的数字是五千万，现在，高生产心里泛起一个数字：一亿五千万！其中大多数是这两年之间增加的，所谓地下的家庭教会又占八成以上。解放以来，全国除工农阶级外，没有任何单一族群占人口这么大的比例。当年打压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或右派，都是极多数向极少数专政，而不是现在十二亿分化的人民对一亿五千万团结的信徒。共产党还能像镇压法轮功一样对待基督教吗？高生产一方面希望基督徒人口快速成长，另方面他也怕共产党随时翻脸。他祈祷主赐给中国基督教多十年的发展时间，他发誓要让中国基督徒人数在十年内到达三亿五千万，也就是他认为十年后的全国人口四分一的安全临界点。
为了长久发展，他主张每个教派教会暂时各自为政，福音派、自由派、基要派和灵恩派之间不要交往，同一派的不同教会之间也不要过度串联，他不想给政府一个印象，觉得家庭教会在发展跨省甚至全国性的组织。很多教会中人都不理解他的苦心，还批评他不够开放、孤芳自赏，甚至说他想划地为王。高生产说，最重要的是每个人自己纵向对上帝，不是横向联系。
高生产另外能做的就是写文章在信徒之间流传，其实也是传信息给政府。他的重点信息是：上帝归上帝，、恺撒归恺撒，基督教不图世俗政权，是稳定社会的力量，但世俗政权也不要来干预宗教。他希望能够影响政府改变惯性，接受政教分离的观点，政权与宗教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这样在现阶段来说是对宗教发展有利的。他也用各种网名在网上写博客，支持一些北京学者提出的宗教脱敏化诉求，这也是符合中国基督教现阶段的利益的。
不过，在脱敏化的同时，高生产不主张给政府添加压力，并且反对一些大城市的激进基督教知识分子要求将家庭教会正名，或将地下教会合法化、地面化、公开化。他认为政府不可能正式承认家庭教会，脱敏化已经是底线，脱敏化之后政府最好当做不知道有地下教会，宗教局当做没听过三自之外有家庭教会，地下家庭教会也不做任何让政府下不了台的事。不折腾，大家面子都挂得住，日子都好过。
高生产想到，后世可能会说，现阶段才是中国新教基督教最纯洁的年代。因为除三自教会外，新教在中国仍然有地下的色彩，做教徒没有太多世俗的好处，故此现在的信徒反而大都是怀着纯正的心参加教会的，出发点比较单一，是为信仰而信仰。个别教会负责人或志工腐败是例外不是常态。在中国，真正对名、利、权有野心的人，会去参加共产党或民主党派，或利益集团，或黑社会，或娱乐圈，较少会选宗教这平台，就算要选也会选政府认可的宗教组织或自创邪教，不太会来新教地下教会。反观在基督徒是主流的国家如美国，教会难免要跟名、利、权和利益集团掺和在一起。高生产希望中国基督教能够长期在地下成长，没有野心家看上家庭教会，基督教徒永远保持现有的纯洁。
落地麦子教会在基督教圈子里是颇有名气的，而且因为负责人皆曾坐牢，很多外国基督教人士前来求见，李铁军他们都特别高兴的跟外国人来往，高生产则颇有戒心，怕中共罗列勾结外国势力罪。从境外来访的交流中，高生产更察觉到，基督教虽不图世俗政权，但却会被卷入政治。譬如美国，在堕胎、干细胞研究、同性恋权益等问题上，福音派基督徒往往跟代表大资本家利益的共和党右翼捆绑在一起。美国方面也有人来河南找过高生产，策动他反对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他都拒绝表态，所以美国方面的教会至今没有邀请这位优秀的基督教知识分子兼地下教会魅力领袖去访美甚至到白宫见总统。
高生产现在能做得到的，是坚持落地麦子教会不收境外团体捐款，不接受非法进口的圣经，不请非华裔牧师来布道，有人批评说高生产搞的是爱国三不教会。还好，李铁军等其他几人在这几个重要决策上还愿意听高生产的，主要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好，信徒奉献多，不太需要外国资助，更不差几本圣经。
有一种难免的良性发展有时候也让高生产头痛。参加教会后，信徒之间有了互相认同的凝聚力，发挥基督的博爱精神，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哪一个弟兄姊妹有难，大家都义无反顾的去帮忙。听说不少地方已经出现过因为官商勾结侵犯老百姓权益，而老百姓之中有家庭教会的成员，教内的弟兄姊妹动员起来，去跟官商利益集团抗争的事件，这在官员那里很容易被解读成朝廷与教众的对立，有些地方官员甚至视家庭教会为眼中钉，向地方宗教局施加很大的压力。这种事件多了，很可能逆转现在相对宽松的中央政策。
这就是为什么韦希红的出现，让高生产又喜又忧。
高生产记得第一眼看到韦希红的那瞬间，脸上一阵发热。一定是主引领她到来的，感谢主。
自从两年前温泉镇的落地麦子教会成立后，他在这个院子的门口，引领过不少迷途的羔羊回到主的怀抱。不同的是，高生产一眼看出韦希红不是本地人，有种特别的文化气质，是个跟自己一样的知识分子。她很认真听经，问的问题都很有水准，而且并不令人讨厌。她最想理解的是，为什么大家会相信上帝，为什么被打压在地下的基督徒不但没有怨恨，还比平常人更快乐！
因为我们心中有爱，因为我们有主耶稣，高生产在布道会上说。
韦希红很喜欢团契弟兄姊妹的互相关怀，比她从小学习的阶级感情真诚多了。这种友爱，让她会想到八十年代她在五道口碰到的知识分子，当年也有类似的志同道远之情。现在，一切都随风而逝。
韦希红不禁在想，如果没有宗教信仰，好人在中国能坚持下去吗？在一个国情如此、体制如此、风气如此的社会，想独善其身都不容易，还有什么道德精神力量驱使一个人去做好人？没有信仰，做好人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