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东生只怕再拖下去，老陈改变主意：“天亮我就得走。”
老陈说：“一言为定！”
何东生说：“再给我杯水。”
张逗给何东生喝水的时候，老陈也趁机交待小希和方草地，话也是说给何东生听的：“今天晚上所有的事，包括待会的全部一问一答，都只是给我们五个人十双耳朵听的，一点都不准泄露出去，就算有些内容你们觉得必须公诸于世，对不起，也不容许。这是同生共死协议的最关键条件。”
小希、方草地、张逗不语。
老陈说：“你们刚才说过，一切听我的，就算我叫你们做不愿意做的事情，你们也得听我的。对不对？”
小希、方草地、张逗这下点头了。
何东生说：“还等什么？再不问就天亮了，想问什么，问呀！”
巨灵来了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官方论述中，甚少提到一九八九年，好像只要不提，它就不存在。为免惹事，民间的论述往往也避而不谈整个八九年，连追忆八十年代的话题，也是到八八年底就戛然而止。所以有人说笑，说在中国，一九八八年过后，就到了一九九零年了。
一年不见了、失踪了？对一些人来说，那是永恒的记忆，正如香港记者协会为纪念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而出的书的名字：《人民不会忘记》。但人民真的不会忘记吗？对绝大部分大陆的年轻人来说，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从未进入过他们的意识，他们从没看过有关的图像和报道，更没有家人或师友向他们解说过。他们不是忘记，而是全然不知。所以，理论上，假以时日，一整年是可以因为人们黑不提白不提而失踪的。
二零零九年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四九年中共建政六十周年，五九年达赖喇嘛出走五十周年，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九九年镇压法轮功十周年，所谓九六五二一，弄得大家很紧张。所以也有人说笑，以后逢八进十好了，下次二零一八后，就提前进入二零二零。
不过，对何东生这一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说，八九六四跟他们个人的关系已不大，他们都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才进入权力核心的，不担负八九六四的原罪。何东生事后想起来，二零零九年有惊无险，还不如二零零八年惊涛骇浪。倒是之后不久，外部环境再度骤变，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势将引爆内部压抑多年的矛盾，加上当时的党政班子任满换届在即，这才是对党的最大考验。
何东生说：从二零零八年开始，贵州瓮安、湖北石首、通化钢铁厂一连串事件，让他意识到地方政府面对群体性事件的时候是多么脆弱-像在瓮安，当地政府和公安人员竟然弃甲而逃，而在通钢，国家机器如果出动的话，镇压的将是产业工人。共产党镇压产业工人，它的执政合法性何在？
那些事件之后他参加了一个中央机密小组，筹划应变方案，沙盘推演中国以后若发生大范围动乱将如何应对，最后制定了几个储备方案，中央并据此开了多次与军方、公安和武警的联合统筹会议，几度把几千名县委书记和地方公安领导干部召到北京做集中培训。
在二零零九年，何东生已经清楚的意识到，全球经济是会再度出现更重大的危机的，不过只要到时候中国政府处理得当，反而是绝妙的大好机会会解决中国内部长期解不开的死结，化危为机。何东生甚至认为，中国能否提前进入盛世，一看国际形势，二看内部是否即使出现一个机遇，让现届政府能覆手为云的趁机一举拨乱方正，完善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未竟全功之处。所谓机遇，说穿了就是一场大危机，只有大危机才能让老百姓心悦诚服的接纳专制大政府。北京模式的一党执政，能够让老百姓接受的两大理由：一是有利稳定，二是能够集中资源办大事。就是说，维持稳定只是它的正当性的必要条件，因为民主制度未尝不能维稳，就以台湾为例，你以民主乱象识它，但人家却和平易权，政局一样可以稳定。所以，光说能够维稳是不够的，更须证明一党执政能办民主制度办不到的大事，若做不到这点，它的存在价值仍是应该接受挑战的。何东生等待的就是这个办大事的机遇，私下称之为“治国平天下方案”。这名字很老套，但何东生却甩不掉，思前想后，伴着他过了多少失眠之夜。
如果没有一场及时的大危机，时任政府任满换届的时候则危矣。一来中共权力交替素来如此，党内各派系权争会很激烈；二来这几年的确事多，从零八年金融海啸开始，社会矛盾尖锐化，官员动辄得咎，也真是脆弱不堪，处处为对手留下口实，这样拖到党代表大会，当权派下课似成定局。何东生不是当权派的核心成员，只是他当时作为两朝元老，对谁稍不坏、谁比谁更坏心里有数，他较愿意襄助一些没有什么出身背景的技术官僚掌权。但是尽管如此，他也不愿意被卷入权争的风暴眼中，不愿意看到中国的政局因为换届而出现大动荡。他只是个政治局候补委员，本身难成大事，需要天助，譬如说在换届前一年左右，来一场恰当的大危机，而政治局决定援用并按部就班执行“治国平天下方案”，这样，何东生心想，中国就有救了，虽然后世大概不会知道他处心积虑的贡献，不会想到“治国平天下方案”这匹木马是他何东生为党永久执政而精心打造的，如果真的带来盛世，所有功劳将归在最上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何东生早就看到西方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他个人的投资策略，是跟美元对赌。在中南海这么多年，最初他跟其他官员一样，尽量把人民币挪到国外换成美金，但大概十年前，他就不再看好美元资产，所以他把海外美元大部分换成加币作为自己独生儿子在彼邦读书的费用，并在温哥华尚娜斯老布尔乔亚高级洋房区置业。剩下的美元则买了金矿、石油之类矿产、能源股，打算长期持有。更重要的是他决定留住人民币，或投资在人民币的硬商品上，就是国内房产。他不玩国内股票，一是没时间，二是讨厌整个游戏的不诚实不透明，三是不想人家觉得他贪财。这些年他的反美投资策略带给他可观的回报，坚定了他对国际经济的看法。当零八年金融海啸肆虐的时候，何东生早就有所预期，然而他还是觉得很震撼，促使他全面反思自己的经济理论，重构了他心目中世界经济和中国发展之路，并把理念和政策巧妙结合在他的“治国平天下方案”里。
他看到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因为它们的两党或多党民主制度缘故，没有能力也没有决心去降伏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这只怪兽。美国的民选政客受制于利益集团：华尔街、大企业、军事产业、地方势力、教会、工会、特殊利益的公关游说团，还要照顾媒体民意，故在需要他们团结办大事的时候只能左顾右盼，小打小闹，不敢忍痛刮骨疗伤，更不可能大刀阔斧。他们国内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及共和党右翼更不断扯后腿添乱，完全跟时代脱节，有破坏没贡献。何东生对西方代议民主制已心灰意冷、毫无寄望，更不相信美国那些与华尔街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财经官员有魄力作出正确救世界经济的决定。反而，他越发认为中国的后极权专制大政府，是有能力驾驭现阶段的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的，如果中国对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有正确的认识的话。
不过，何东生知道，中国的事情，光有正确的认识是不够的，因为各级党政部门已经受利益集团和贪腐官员的过度把持，他们会扭曲或抵制哪怕是正确的政策。所以，何东生心想，只有一场空前的危机，时任当权者才可以实现真正的专政，政令上行下效，为蓄势待发的中国盛世奠下坚实的基础。不过，何东生虽然预期世界经济会出现比零八年更严重的动荡，却没想到他所期待的危机这么快就到临，而政治局在慌乱的第一天，就决定启动了一个新鲜出炉的应变储备方案，叫“冰火盛世计划”。这个计划当然是时任政治局常委的集体智慧，只不过它在方方面面很吻合何东生私下秘而不宣的“治国平天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