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可以怎么好法？”
他好像训练有素：“譬如说，对网络和网民的理解还不够，对年轻人的走向也掌握得不够精准，这方面我可以有贡献。还有我是学法的，可以替中宣部的每一项决策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配合依法治国的国家政策。当然，作为年轻人，我也有不成熟、浪漫的一面，我认为中宣部很浪漫。”他终于有点腼腆。
“浪漫？怎么说？”
“您是作家，您应该知道，只有精神的才是浪漫的，中宣部就是领导全国人民精神生活的。”
我不想再谈中宣部，指了指舞台：“你们还有现场表演？”
“一些新人的乐队，也有学校社团的，每天晚上都有演出，是我给姥姥出的主意。来这里的什么样的年轻人都有，有助于我了解他们的心态和动向。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呀。”
我故意说：“弄一个这样的场所，鱼龙混杂，不会影响你的前途？”
他大概觉得我有点幼稚，说：“那你太小看我们党和政府了，一切都在党和政府的掌控中，一切是清清楚楚的。”
我说：“高兴与你聊天，韦国。有意思，但我得走了。”
“祝您在北京玩的愉快，写文章多介绍中国的真实面貌，叫台湾同胞不要随便相信西方媒体”，他说。
我想说“跟你姥姥说我走了”，宋大姐走出来：“怎么走了？”
“有事，在东边，早点走，怕碰上高峰”，我说。
“有空过来吃家乡鹅。”宋大姐伸手。
“一定一定，大姐你多保重。”我双手握住宋大姐的手。
握着手，我及时反应的取过大姐手中的小纸条。
大姐和我竟有依依不舍的感觉。
我走出门之际，韦国叫住我，冷冷的问：“陈老师，最近见着我妈了没？“
我一张口竟撒谎：“没有。”
他礼貌的说再见。
我点点头，禁不住再瞄了一眼他那双雪白的球鞋。
陈老师的本命年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是该有些奇奇怪怪的事发生了，譬如经常把自己感动得想流眼泪，譬如小希以及方草地的相继出现，都令我隐隐的感到异常。
我已经很久没有遇到小希和方草地这样跟社会氛围完全不相配的人了。当然，中国这么大，什么样的人都有，事实上从八十年代中我初来大陆，直到前几年，我还没少认识这样的人，但这几年却少了，尤其是全球经济进入冰火期，、中国盛世正式开始后，我的生活圈子再没有这样不合时宜的人了。
先说三类我常交往的人：
一类是我家的清洁阿姨，我只请户籍北京，家人都在北京的下岗女工，因为我老不在家，用北京人，安心。现在那位阿姨的女儿都大学毕业在外企工作，生活不成问题，只是喜欢动、喜欢干活。她边干活，边说她女儿和女儿男朋友的琐事，例如女儿烫个头发花了多少钱，或女儿男朋友可能要被调到上海去。她还会把她从福建东南卫视上看到的台湾新闻告诉我。我就坐在书桌旁边边看电脑边听。有时候她让我烦，有时候我感谢她让我知道老百姓的事。
二类是流行媒体的记者，大多年轻，却个个生猛，全中国值得他们知道的事情他们都知道，谁火谁不火、哪个夜店in哪个out、哪部贺岁片棒哪部烂、今年去哪旅行才酷，都知道。他们要做各种专题，凡想要找一个境外人士发表些意见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想到我这位在京的台湾文化名人，方便嘛。北京媒体多，每个月总会有几个记者来找我，我也很乐意跟他或她们聊，知道年轻人流行些什么、有什么时尚玩意儿，让自己不落伍。
三类是出版社的编辑。我有几本书的简体版都卖得不错，故常有出版社的编辑来找我，想替我出书，只是这几年我一本都写不出来，只能推销自己一些尚未在大陆出版的台湾旧作，有一两本还真给我重新包装一下快要出简体版了。有时候，他们会带我去见出版社老总，有些我早认识，以为他们什么都不是，现在则是什么出版集团的总经理，牛哄哄的，一般对我的书没什么兴趣，只跟我谈集团上市。偶然，作为台湾文化界在大陆的一个人物，我更有机会碰到一些新闻总署、文化部、对台办、统战部的官员。现在，在中国当官当然是最了不起的事，个个都很有风范，不管什么级别说起话来都气宇轩昂的。他们把台湾人当小老弟，只要求你当他们是老大哥。
我说我是台湾文化界的一个人物，各位不会太有意见吧？我虽然香港出生，在调景岭念完小学，才追随父母迁居台湾，但我还真觉得自己是个台湾人。我从小爱看书，高中就立志当作家，升大学的第一志愿是台大英文系，白先勇的系，退而求其次是台大中文系，林文月的系。结果都进不了，去了文化大学新闻系。我大二那年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调景岭的春天》，还得到《中央日报》大学生组短篇小说奖第二名，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念的是文大而不是台大，才不让我拿第一。
我生气之余，学陈映真的风格，写了一篇讽刺时政的短篇小说《我要出国》，未敢公开发表，在同学间传阅，颇获好评，女生特别喜欢，想不到竟有些党外人士来找我，想拉拢我，我既兴奋又有点害怕，我是个学生，父母辛辛苦苦供我读大学，我得考虑自己的前途。这篇小说报禁解除后才在《新生晚报》发表，已没有时效，年轻人都不理解我在讽刺什么。
毕业后，原想到美国的密苏里、哥伦比亚等新闻名校念学位，但都没报上，就算报上，没有奖学金也去不起。幸好，当年在调景岭，我母亲曾替当地的一家天主教堂做过几年饭，那个白乃迪神父到台湾访问时，找到我家。白乃迪时任美国中西部一家叫圣约翰的天主教大学的主任，管学生事务，就把我收到圣约翰的文学硕士班，还给了奖学金。我每天就对着麦田和乳牛，练英文，看小说，最爱看雷蒙德·钱德勒和达许尔·哈米特的硬汉侦探小说，论文则写陈查理与东西方的侦探逻辑，熬了一年半，暑假不休，什么地方都没去，拿了个学位。
有一次在图书馆看到香港《明报》，说纽约有个华侨，要在美国办一份华文日报叫《华报》，替他主事者是那次我拿第二名的小说奖的一名评委，我找到他，他电话上就叫我立即到纽约上班，才终于到了纽约，之前我只是去了美国。
《华报》规模很小，出了纽约唐人街就买不到，我一待多年，心情甚为郁闷，无聊到再写小说，写了《曼哈顿最后一班灰狗》，没想到有了这本留学生小说，我可以终身受用的跻身在华文作家之列。小说用的是意识流的现代主义手法，真不知道自己当年是怎么写出来的。台湾也够了不起，竟然有这么多人看过这本小说。很多人不知道，这小说在台湾历年累计买了十万本，可惜没人编台湾小说销量总排行榜。
也是在纽约期间，武侠小说大家金庸访美，我替报社采访他。适逢金庸在台湾解禁，名字可以见报了，访问被台湾《联合报》转载，阅读率奇高，连带我也成了名记者。
金庸也喜欢那篇访问。他知道我是在香港出生的，会说广东话，就叫我去香港替《明报》做事。我辞掉美国的工作，去了香港，替《明报周刊》做编辑，兼替《明报》日报中国版写大陆报道。从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初我访问了许多大陆老一辈文化名人，建立了我在大陆的人脉基础，也经历了一些大场面，丰富了我对大陆的认识。九二年金庸退休，正好《联合报》招手，想找我编大陆版。也刚好北京的女友决定出国，变相跟我分手，我决定回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