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合报》的时候，我着手整理手上的稿子，打算出一本大陆文化名人访谈集，当时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传世之作，因为这些堪称国宝级的文人都很老了，有的甚至已经过世，我的访谈成了绝响，价值不在话下。可能我动作太慢，修来修去误了时机，待这本《薪传·心存：大陆艺文百人沉钩录》出版，台湾气氛已变，书连当时的金石堂畅销书排行榜都没上，只有在《联合报》的读书人版做了介绍，也就再没人谈论了。李登辉当了总统后，省籍族群之争越演越烈，台湾人关心的是台海会不会发生战争，而不是大陆文化。
书出版后，圈里倒是把我认定为中国通、知中派、大陆问题专家，就是说，大家对我都不感兴趣。
我心有不忿，决定要让别人对我另眼相看，写不出文艺巨著也要写出畅销书。当时，关于台海战争的书大卖，我也研究了一番国军与共军，看看有什么角度可写，后来发觉跟风的书太多，只得放弃，但学到了一招：想跟风，手脚要快。
我那时候有点慌，乱石投林。
我写了本侦探推理小说《十三个月亮》，没火。
有人写人生哲理，暴得大名，我也写了一本人生哲理，没火。
管理学大热，我写了几本办公室攻略、秘笈，没火。
什么人生哲理、管理学，确是我投机之作，卖得不好，我认。《十三个月亮》绝对是台湾原创侦探小说中的佳作，可惜当时台湾读者习惯了日本推理小说和克里斯蒂的英式谁是凶手小说那调调，不懂欣赏美式硬汉侦探小说的酷幽默和世故，评论界也不知道我花多大力气钻研这类型。我或许不是一流的作家，但我常记住英国作家毛姆自嘲的话：在二流作家中我是最好的。
现实里，我连二流都没到。 我的书三番四次既不叫好也不叫座，让我沮丧了好一阵子。
终于，机会来了，外国出了一本谈EQ情商的书，台湾版大卖。我结合了多年的累积，从中国文化到人生哲理到管理学，以最快速度写成了《中国人的情商》一书。
中途我曾想过，找一个漫画家合作，出漫画中国情商，会不会卖得更好，幸好我打消这个念头，抢时间，先出为快。果然，书连续六周上了金石堂排行榜，最高冲到第二名，翻译书排行第一的还是原装EQ的中译本。看到自己的书每天放在诚品、金石堂最耀眼的位置，确是很大的满足。
之后几年我还编写了一系列中国的这个智慧、那个智慧，都卖得不差，知道台湾读者不喜欢书名上有中国人三个字。
至此我既是名记者、小说家、大陆问题专家、励志自我增值专家，也是畅销书作者，最后的一项让前面的头衔变得有意义。大部分人没看过我的书，也弄不清楚我写过什么，只知道我是畅销书作家。在九十年代的台湾，社会还比较尊重畅销书作家。
运气是一阵一阵的，总是锦上添花。到了千禧年后，我的几本书分别在大陆出版。
《曼哈顿最后一班灰狗》，书名改成《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纽约》，书卖得可以，只是没听说有人看完过，但有大陆媒体形容我是台湾先锋作家。
《薪传·心存》分成三册，叫《文学薪传》、《艺术薪传》、《思想薪传》，卖得一般，却获《新周刊》评为年度优秀图书设计作品之一。
另外《中国人的EQ》和那系列的这个智慧、那个智慧也都授权大陆出版，正版版税收得不多，不过加上地摊盗版应卖得不错。
我在大陆也薄有名气了。
二零零四年陈水扁又当选总统，《联合报》的大陆版再减篇幅，报社也想精简人力，鼓励员工提早退休。我识相的办了退，领了一笔退休金，搬到北京。
初到北京，我有点紧迫感，勤于笔耕，替大陆报刊写港台文化，替台港报刊写北京上海，前者媒体多，后者北京上海热。最重要的是，我不忘赶在北京奥运前在两岸三地出版了《北京深度文化旅游指南》。有趣的是，书在台湾、香港都卖得一般，反而在大陆卖得好，媒体报道也多。新闻总署的一个司长，跟台湾文化界熟，还主动替我运作，拿了个国家级文化类图书的二等奖，并上了央视的读书节目，我也总算得到体制内的认可。
现在，我对自己被无所求，只欠一件事：好好的写一本小说，我的《尤利西斯》、我的《追忆似水年华》。在这个没有一流的年代里，我要证明自己是二流中的最好。我推掉所有书报刊写文章的邀请，专注写我的小说。
可是，我一个字都没有写。
生活费？这不是重点。
好吧，坦白跟你说，我的确不愁吃不愁喝。西哲说，幸福是有点名但不要太有名，有点钱但不要太有钱。我的生活不是靠稿费版税养的，那加起来没多少。是这样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还在香港《明报》做事的时候，打算跟女友结婚，在太古城买了个九十平米的二手房，后来，女友去了德国嫁了人，房子就托经纪租掉，我回台北去了。以后每年改租约的时候，才发现房价和房租都成倍成倍的涨，到九七回归前卖掉，涨了快十倍。我一声打工都赚不到这一栋房子的钱。后来亚洲金融风暴，台币贬了，幸好我的钱还原封不动的存在香港银行。到了二零零四年我搬到北京，在政策说外国人包括台港人士不准买第二套房的前几个月，在幸福二村买了三套房子，一套自住两套出租，钱都换人民币存银行，然后，世界经济一波一波的出现危机，只有中国欣欣向荣，我这点钱可以好好过日子了。
没错，这还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两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零四年到北京时，我财务状况已经很好，但却努力写作。真的停笔，是因为我完全失去了写作的感觉，那是在官方话语所说的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中国盛世正式开始之后，即两年多前。从那时候开始，不论在北京或全国哪里，我都看到人民过着好生活，觉得自己心灵充实，生活愉快无比，有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幸福感。是这样的幸福感让我再写不出东西。
一个失眠的国家领导人
过去的一年多两年，除了过年过节，我每月第一个星期天晚上都会跟简霖在他公司的小会所吃简餐、喝红酒和看老电影。简霖是燕都BOBO地产公司的老板，老三届，七八年恢复高考上了大学，当过官，常跟文人作家往来，后来下海去了海南，不知怎么成了地产大腕，但仍带着文化情结，以儒商自居，爱谈国家大事，过年过节会写点古体诗句，发短信送给客户朋友。二零零八年公司本来要上市，碰上金融危机，上市失败，资金链断，几乎倒闭被并购，不知怎么又给他拧过来，现在又生龙活虎了。他是工作狂，不过两年前开始了一个新习惯，就是每周日晚上都跟家人朋友吃简餐看一出老电影。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哄着他一起看，慢慢先是家人不陪他，跟着朋友也要挑戏码才决定是否出席，到了冬天，常常就只有简霖和我。自从一个朋友带了我去之后，我每月必到，一来我闲，二来我住得近，三来我还真的有兴趣看看四九年后大陆的老电影，因为以前在香港、台湾都没看过，有点新鲜感。我是唯一不缺席的人，而且我和他没有利益关系，对他全无所求，他也对我没有戒心，因为我是无关重要的人，适合做社交朋友。人少的时候，特别冬天只有两个人的时候，他就拿出一瓶好酒，都是八二、八五、八九的一线波尔多，两个人喝，有时候一晚喝上两瓶。台湾人喝好的红酒，比大陆早了十五年，我能附和他，欣赏他的酒，也愿意听他卖弄书刊里看回来的酒经。他找到理想的酒友。人多的时候，我看他也挺抠门，只拿些很普通的酒给大家喝。由此我更确定自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