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我不喜欢的感觉是，我没法回请他，那让我看上去是个白吃白喝的文人，我何必呢？
他每次让我喝波尔多，从没有勃艮第。我上网看了资料后，跟他聊了勃艮第，发觉他很有兴趣，但明显并不熟悉。于是我就打定了主意，趁过年回台北的时候，找了中学同学阿元，问他要两瓶勃艮第。
阿元在新竹的电子厂，做的扫描零件曾占全世界很大的份额，同时也可能是台湾最大的勃艮第藏家，跟澳门的伍易和香港的唐纪元不相伯仲。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后，阿元财富缩水，但仍不影响他的勃艮第藏量。我从不曾开口问阿元要过好处，这次我跟他说，给我两瓶最好的勃艮第。阿元很高兴的说，多拿几瓶吧。我说：不，我要过海关，不想报税。只拿一瓶白的、一瓶红的。
我发了个短信给简霖，问星期天有戏吗？我会带上Batard Montracher 1989和Romanee-Conti 1999。
星期天我带着两瓶酒去到小会所，果然没其他客人，只有我和简霖。他拿着我带来的酒，看来看去，连说好酒、好酒。他说，先打开，透透气。
他温柔的把酒倒在水晶瓶里的时候，我问他今晚看什么戏？他说是《千万不要忘记》，一九六四年的出品，问我看过没有。我说：“废话，看过的话老蒋还不得把我毙了。”简霖说：那是个好年份，三年灾害过了，民生开始恢复，文革还没开始，老毛五九年从国家主席位子上退下来后，不甘寂寞，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这部电影就是紧跟形势拍的，提醒老百姓不要忘记阶级敌人依然潜伏在人民中间，预告了四清运动，其实也预告了文革。
我们吃简餐时，简霖说，我叫了我堂弟来看戏，让他试试你的好酒。
我不记得见过他堂弟，有点不乐意让他喝掉我的好酒。
这时候有个脸青白青白、头发稀疏的男人走进来，叫简霖做哥。
简霖说：“我堂弟，东生。我的台湾好朋友，老陈。”
我们握手时，我说：“何东生，我们见过，九二年在澳门一起参加兴华营，当时你在复旦教书。”
何东生轻轻说：“是的、是的。”
简霖有点不解的问：“你们认识？”
何东生还是那句：“是的、是的。”
我发觉大家有点尴尬，只说：“二十年没见了。”
台湾外省籍富豪水兴华的基金会在九十年代初办了四届兴华营，每年挑选几十个两岸三地年轻精英，让他们共处几天互相交流。在澳门举办那年，何东生是大陆团成员，我是台湾团成员。当时何东生只是个年轻学者，也没给人感觉有多优秀，现在是中共高官了。
我们喝酒，简霖问何东生：“这酒好吧！”
何东生很含糊的说唔唔。
简霖说：“老陈特意从台湾带来。”
何东生有气无力的向我略略举杯，我也向他稍稍举杯。
然后放电影，全场没话，只有一次简霖向我说，那个演反派岳母的演员当时其实很年轻，现在还经常在新的电视剧里看到她演出。
看戏中段我瞄了何东生一眼，他像是睡着了，反而简霖很认真在看，我心想：简霖还真爱看这些红色经典老电影。
《千万不要忘记》说的是东北的一家电机工厂，工人本来都很积极上进，但其中一个青年工人娶的老婆，是小资产阶级家庭背景的，劝丈夫买一件昂贵的料子外衣，一身料子一百四十八，青年工人的岳母更教唆女婿休假的时候去打野鸭，然后交她卖到黑市，以至旷工险些酿成重大事故，损害了国家利益，都是因为没有革命警惕性，忘了阶级斗争。剧中最后一个镜头打出六个血红大字：千万不要忘记。
我说：“不错，有意思，不过以后年轻一代看的时候，恐怕不好理解，要有人在旁边做解读。”
何东生突然说话了：“八小时工作好办，八小时以外不好办，老毛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我有点惊诧何东生直呼老毛。
他继续：“你知道改革开放后，天津有本杂志叫《八小时以外》？八小时是工作，八小时以外是休闲，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休闲，社会主义改造好了八小时，但就是没办法关注八小时以外…”
“八小时以外就归资本主义管吧，”简霖插一句。
可能酒精有点作用，何东生接着说：“可不是嘛！你老毛不能二十四小时叫人家抓革命促生产，总得放人家回家，吃点好吃的，买件漂亮衣服穿穿，搞点小资玩意。人民要这个，你不能不给呀，不给谁替你干活？过好生活而已，并不过分呀！八小时要他们干活，八小时以外就该让他们快快活活。”
我一般认识的官员，开口就是官场套话，何东生说的倒像平常人说的话。
我对他多了份好感。
他发表完意见，像泄气皮球，闷着喝酒。我们都喝着酒。
隔了一会，简霖又是那句：好酒、好酒！
他继续：“现在比刚才更好了，刚才也很好，现在更好。就完全醒了。你看，咱们一口白的一口红的喝，都还这么好。”
大家又没话。我以为何东生看完戏会走，谁知道他一直坐着，我们陪着，也不说话，桌上的送酒小吃，何东生都不碰，只慢慢喝酒。简霖拿出大雪茄，没人要，简霖也不好意思抽。
瓶中杯中都喝光，简霖又上了大红袍，何东生也不沾，好像不用喝水。快到午夜，何东生才起来，上厕所。
简霖轻轻跟我说：“他晚上失眠，不用睡觉，我怕他一直坐着，我可熬不住，我现在睡得早起得早。”
“我也早睡，怕熬夜。”我想着何东生在看戏的时候睡着。
何东生厕所出来就对我说：“要不我捎带送你回去？”
我说：“不用，我很近，我走回去。”我多此一举的问：“司机在吧？”忘了他是高官，司机当然在。
谁知道他说：“晚上我都自己开车，我喜欢开车，有时候开到天亮，累了在车上打个盹。”他好像觉得自己说多了，含混的跟我们说“走了”就走了。
我有点后悔没让何东生送我回去，其实没那么近，白天我会走回去，这么晚，还是要打车。简霖住的才叫近，住在这个小区的另一栋楼的顶层。
“我们也很久没见，他可忙了，前阵子在我姑姑的追悼会见了，才想起叫他来，”简霖解释说。
我问：“你们是堂兄弟，你姓简，他姓何…”
“我爸他们三兄弟，两个弟弟参加革命，都改了姓。东生本姓简。”
我理解，老革命家庭第二代，甚至两个亲兄弟不同姓的情况也常见。
“还有一个呢？”我问。
简霖说：“我跟那边没来往。”
我不好意思追问，说：“真没想到你跟何东生有亲戚关系。他现在的官有多高了？”
简霖说：“什么官有多高？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到这届他是三朝元老，很不容易。”
我问：“那算不算国家领导人？”
简霖说：“严格来说应该叫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方面，从书记处书记开始往上都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委员固然不用说了。”
“哗！这样说我还近距离见过两个国家领导人，一个是你堂弟何东生，另一个是政协副主席董建华。”
国家领导人个个梳大背头，头发乌黑乌黑，面色红润，精神饱满，没想到我我碰到一个头发稀疏、面色青白、失眠的国家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