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个犯了流氓罪的年轻人，睡了人家姑娘，家人找上来，双方扭打起来，各有轻伤，女方报了公安，把男的抓了，男方知道严打期间，事态严重，家人都去跪在女方家门外，求女方撤案，女方不答应，案子就到了我们六人小组手里，公安局长说：流氓罪，怎么判？我连忙说：罪不至死。其他五个人看着我，都不吭声，像在责怪我。但因为我说了罪不至死，最后判无期发新疆劳改。那天审完，公安副局长拿起一份报告说，别的地方都一次枪毙几十个人，你们看河南好了，郑州、开封、洛阳，都一次枪毙四、五十个，连焦作这样地方，都一次就枪毙三十几个，咱们连两位数都到不了，你们说怎么办？大家都感到压力挺大的。那时候跟我一起来的那个书记员说，那个流氓罪的，有恶意伤人，判得太轻了，不符合中央精神。公安局长说，那就改判死刑吧，算他赶上。其他人附和，我正想反对，公安局长说，这位女同志，你不要这么婆婆妈妈。他的斥责竟把我震住了，你说我多脆弱。
那个周末枪毙了十个人。我很后悔，看清了自己的懦弱，为自己的妥协感到愤怒。法律有什么用？这还叫法治社会吗？那天从刑场回来，我就踏上了人生的不归路。第二轮我们两个法院书记员，分别跟着片警下到管片的各种场合联合办案抓人，然后在县城公安局集合开庭。我已下定决心，凡罪不该死的，就直说罪不至死，记录在案，两个法院代表中有一个反对判死刑，其他人就坚持不下去，只能改判。但这样判死刑的人就减少了，大家都担心会受到上面批评。单位打电话来做我工作，我也不听。
后来我才知道，就算不出意外，单位也已在安排把我调走。我晚上在县城里被军车撞了。平常情况，在地方上，军车横冲直撞，老百姓被撞伤撞死都只能认命。但是，就算是平常情况，如果军车撞的是公检法的人，也得扯个没完没了。可是那次，军方的人直接把我送到三零一医院治疗，事后我们单位也没怎么去追究他们。
出院后，我办了辞职手续，成了没有单位的人。我妈完全没有责怪我。
我成了个体户，和我妈在北大东门外开了家小餐馆，主要卖的是我妈贵州老家的家乡鹅。八十年代中，北京，多令人神往的地方，一个充满各种可能的时代。我家餐馆最早的常客是贵州人，特别是贵州来京的一些学者、文人。他们带来了北京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老外，吃饭聊天。我妈好客，我爱热闹，像个沙龙的女主人，人越多越高兴。他们都叫我小希。我们把店面扩充了，改了名字叫五味餐馆。八八年的秋天，我遇到了史平，我恋爱了。
他是个诗人，我是个完全没有诗意的人，但我们都是性情中人。史平说，终有一天他会拿诺贝尔文学奖，我说我一定陪他去瑞典出席颁奖典礼。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不过，我们两个人独处的时候不多，史平喜欢跟诗人、艺术家哥们儿在一起，旁边又有很多女孩，但我竟然没有介意。
餐馆每天晚上高朋满座，讨论问题、争辩、起草宣言、签名、争风吃醋、醉酒、呕吐。公安常登门，我妈总是有办法打发他们走。
我们一群人去白洋淀住了几天，史平和他的一些哥们儿曾在那里插队，我提早回北京，因为感觉史平可能跟另外一个女的有不寻常关系，所以藉故走掉，大概我不想正面冲突。那天晚上，餐馆给封了，说是因为前几天有群学者在店里发表宣言，还有外国记者在场。
我当时不知怎么想的，竟然跑去找板寸头。板寸头是我大学同学，大院长大的，可说是红色贵族，一副天下是他老子打下来的所以是属于他的架势。这样的人北京大院里多的是。我听说同学中现在他官最大，就跑去找他出主意。还有一点，他在大学的时候常暗示我应该跟他好，他以为所有女孩都喜欢他，但我偏看不上他那副德行。这次我糊涂了，以为可以利用一下这点旧情，看能不能挽救我的店。
我心情本来就极差，又自恃在店里练出了酒量，可是那天不是喝二锅头，而是喝什么人头马，喝得太猛，不习惯洋酒的劲，很快就不胜酒力，我记得他指着电视上转播戈尔巴乔夫来访的画面问我：你觉得戈尔巴乔夫这个人怎么样？我醒来已是在一个卧房里，他坐在沙发上看报，只穿了内裤，我知道自己跟他上了床，是为了报复史平吗？我不认为我会这样做。是板寸头把我灌醉的。他看我醒了，说：“哟，这回你可把我占了。”我有点发怒的说：“板寸头，你也太没品了！”他回应：“你也不是圣女贞德。”从大学时就知道他这帮人会耍嘴皮子，我不吭声，忍住头痛，上厕所猛冲了一通下体，穿上衣服，然后走了，没有再说一句话。
之后的日子大家都忙着往广场跑，史平在广场宣读新诗，支持学生，我跟史平闹别扭，在广场上各忙各的事。
后来开枪了，我和史平分散了。
十几天后，我被抓进去了，后来发觉我怀孕了，就把我放出来。
我已怀孕三个多月，因为发生在六四，我竟然懵懵懂懂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当时我认为这是史平的孩子，后来我不敢肯定了。
我住在我妈的老房，等孩子出生。那个院子，住的都是政法界的人，都知道我的事，我们得忍受别人的指手画脚。还好当时大家都像劫后余生，不敢多事。
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史平的消息。后来才知道黄雀行动把他救到香港去了，然后去了法国，后来跟一个法国女人结婚了。史平从来没有给我带过一个平安讯。
孩子出生，叫韦民，跟我姓。韦民二十岁的时候，自己改名叫韦国。
店停业一年半，翌年秋天，接到通知，说店可以重开了。是板寸头帮的忙？我不认为是。
我和妈又急急忙忙开店，为生计。开始的时候生意不好，全国经济衰退，京城很多人失业，江泽民还放言要打击个体经营。五味以前铁杆的客人当时大部分思想检查没通过，被单位停职，没钱也没心情上馆子。另一个顾客群是外国人，这时候还没回来中国。不用说，九一年的冬天是冷的。
九二年邓南巡后，北京市面又好起来了。那时候我们更专注于经营，不再弄沙龙什么的。我和我妈研究新菜，改善店面外观，训练贵州过来的厨师，生意渐好，但很累人。我妈做中午那轮，白天我带儿子，晚上看店。一些老主顾渐渐回来了，他们侃大山聊天，晚饭五点半吃到十二点，我偶然也会坐在旁边听，但到十二点就打烊，再没有侃到天亮那回事。九十年代中，饭桌上的言论自由是回来了。听他们说话，加上他们带给我看的一些香港出版的禁书，让我慢慢领悟到中国当代历史的真面目，特别是我父母经历过的年代。
另外港台同胞、老外也回来了。皮特，我叫他小皮，大概在香港回归那年前后来到这个圈子。小皮比我小点，很羞涩，是一个外国通信社驻京记者，最爱听我谈八九年的事，认识几年后，他很正式的问我可不可以做他女朋友，我觉得他很友善，当时也没别人向我示爱，就跟小皮好了，但我知道不可能跟他过一辈子，我并没有太爱他，所以也不肯跟他同居，后来他要回国，要我嫁给他，我都没答应。
那时周围朋友都爱谈论时政，批评政府。所以，我没法适应今天，突然这两年间，这个所谓中国盛世正式开始后，大家不但不批评政府，还非常满意现状。我不知道这转变是怎么来的，我脑中有一片空白，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进了精神病院，吃药吃糊涂，前前后后的事情都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