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手提帽’，你是极右派，是属于永久性的、永远摘不掉帽子的右派，对不对?！”女配种员的脖子像经了严霜的草茎，脑袋无力地垂在脑前，她回答道：“您说的对，我是极右派，永久性的。但是，我想，这是两码事，科学和政治，是两码事，政治可以翻云覆雨，可以朝秦暮楚，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但科学却是严肃的。”“住嘴！”马瑞莲像一台疯狂的锅驼机，空咚空咚跳动着，喊叫，“我决不允许你在我的种畜场里，继续放毒。你也配谈政治?你知道政治姓什么?你知道政治吃什么?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脱离了政治的科学就不是科学，在无产阶级的辞典里，从来就没有超阶级的科学。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科学，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科学。”“如果无产阶级的科学，”女配种员孤注一掷地、大声地打断马瑞莲的话，“如果无产阶级的的科学硬要逼着绵羊和家免交配并期望着产生新的物种，那么我说，这无产阶级的科学就是一堆臭狗屎！”
“乔其莎，你太狂妄了！”马瑞莲牙齿打着颤说，“你抬头看看这天，你低头看看这地，你应该知道天高地厚！你竟敢说无产阶级的科学是臭狗屎，反动透顶啊！单凭这一句话，就可以把你关进监狱，甚至枪毙！看你这么年轻，漂亮，”上官盼弟变成的马瑞莲降低了调门说，“我放你一马，但是，你必须给我把授精任务完成!否则，我可不管你是什么医学院校花还是农学院的校草，那匹蹄子比脸盆还大的种马我都制服了，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
场报主编规劝道：“小乔，听马队长的吧，这毕竟是科学实验嘛，人家天津郊区，把棉花嫁接到梧桐上，水稻嫁接到芦苇上，都获得了成功，《人民日报》白纸黑字登着呢！这是一个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时代，是一个创造人间奇迹的时代，既然马和驴交配能生出骡子，谁又能担保绵羊和家兔交配不会产生新的畜类呢?听话，去吧。”
医学院校花、极右派学生乔其莎脸涨得通红，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她执拗地说：“不，我不，这违背基本常识！”
场报主编道：“小乔，你好糊涂啊！”
“不糊涂就打不成极右派了！”场报主编对乔其莎的关切显然引起了马瑞莲的不满，她冷冷地顶了他一句。
场报主编立刻垂下头，不吱声了。
一个男配种员走上来，说：“马队长，我替她做吧。甭说是把绵羊的精液射进家兔的子宫，就是把李杜场长的精液射进母猪的子宫，我也丝毫不为难。”
配种员们怪笑起来，场报主编伪装咳嗽才避免了笑出声音。马瑞莲恼羞成怒，骂道：“混蛋，邓加荣，你太过分了！”
那个邓加荣，拉下口罩，显出一张无法无天的马脸，冷冷地说：“马队长，本人既没有手提帽也没有永久帽。本人家三代矿工，根红苗正，你可别用吓唬小乔的一套来吓唬我。”
邓加荣说完，扬长而去。马瑞莲把满肚皮鸟气全撒在乔其莎身上：“你，干不干?不干的话，这个月的粮票我可要全部扣发了。”
乔其莎憋着，憋着，终于憋不住了，眼泪连串成行地滚出，嘴巴里也发出了哭声。她裸手拿起配种器，跌跌撞撞地跑到发情母免前-那兔子颜色青紫，脖了上拴着一根红绳-按住了它，它扑扑楞楞地挣扎着。
这时，上官盼弟变成的马瑞莲终于看到了我，冷漠地问：“你来干什么?”我把场部办公室主任的条子递过去。她看看条子，说：“到养鸡场去吧，那儿正缺一个干重活的壮工。”她不再理我，对主编说：“老于，回去发稿吧，稿子嘛，留有余地吧。”主编哈腰道：“到时请您看小样。”她又对乔其莎说：“乔其莎，根据你的请求，同意你调离配种站。你收拾收拾，去养鸡场报到。”最后，她对我说：“你怎么还不走?”我说：“我不知道去鸡场的路。”她抬手看看腕上的表，说：“走吧，我正要去鸡场办事，顺便把你带过去。”
远远望得见鸡场用石灰刷得雪白的墙壁时，她停下了。这是紧靠废旧枪炮场的、通向鸡场的泥泞小路，路边的小沟里，汪着一些暗红色的污水。在那片用铁丝网拦起来的空地上，狂长的野篙子淹没了破烂坦克的履带。坦克的红锈斑斑的炮筒子凄凉地指向蓝天。牵牛花的嫩绿色的藤蔓，缠绕着一门高射炮断了半截的炮管。一只蜻蜓立在高射机枪的枪筒上。老鼠在坦克的炮塔里跑动。麻雀在加农炮粗大的炮筒里安家落户，生儿育女；它们叼着翠绿色的虫子飞进炮筒。一个头上扎着红绸蝴蝶结的女孩坐在炮车的老化成焦炭状的橡胶轮胎上，呆呆地看着两个男孩在用鹅卵石敲打着坦克驾驶舱里的零件…马瑞莲把目光从荒凉的枪炮场上收回来，脸上的表情与方才在配种站气指颐使的样子判若两人。“家里…都好吗?”她问我。
我扭转脸，看着在高射炮口上点点颤颤的仿佛蝴蝶触须的牵牛花藤蔓，心中充满怒火，你连姓名都改了，还问这个干什么?我心里想着。
“本来，你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她说，“我们也为你高兴。可是，来弟把一切都毁了。当然，也不能完全怪她，母亲糊涂…”
“如果您没有别的吩咐，”我说，“我就去鸡场报到了。”
“嗬，几年不见，长脾气啦！”她说，“这倒让我感到几分欣慰，上官金童二十岁了，应该把裤裆缝死、把奶头抛掉了。”
我背起铺盖，朝着鸡场走去。
“站住，”她说，“你不要对我们误会，这几年我们也不顺，就是这样吹，人家还嫌我们右倾。我们也是没有办法，‘鸟儿韩披纸袋-没有办法’。”她熟练地引用了一句流传在高密东北乡的歇后语。她摸出那张条子，从悬挂在胸前的钢笔套里，摸出钢笔，在纸条上潦草地画上几个字。她把纸条递给我，说：“去找龙场长，把条子给她。”我接过条子，说：“您还有什么话，就一次说完吧。”她犹豫了一下，说：“你知道，我和老鲁，混到今天这个份上，是多么地不容易。所以，请你不要给我们添麻烦了。暗地里，我会帮助你，在公开的场合…”
“你不要说了，”我说，“你既然连姓名都改了，就与我们上官家没有任何关系了。我根本就不认识您，所以，求您也不要给我什么‘暗地里的帮助’。”
“太好了！”她说，“方便时告诉母亲吧，鲁胜利她很好。”
我再也没有理睬她。沿着那道生锈的、连牛都能钻进去吃草的象征性的铁丝网隔断了的战争岁月的残骸，我大步地向雪白的鸡场走去。我对自己方才的表现非常满意，自我感觉很好，好像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见鬼去吧，马瑞莲和李杜们，见鬼去吧，像鳖脖一样抻着的锈炮筒。什么迫击炮的底盘、重机枪的护板、轰炸机的翅膀，统统见鬼去吧。从一棵像树一样高大的灰菜那儿，我拐了一个弯，看到了两排红瓦房之间用白色渔网笼罩的空地里，有上千只白色的鸡懒洋洋地移动着，在高高在支架上，一只肉冠子紫红的大公鸡，像妻妄成群的帝王一样，骄横跋扈地鸣叫着。母鸡们“咕嘎咕嘎”的叫声，吵得人心烦意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