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光了七姐换来的粉红钞票，母亲睁开了眼。
“娘睁眼了，娘睁开眼了！”我们眼含泪花，齐声欢呼。母亲抬起手，逐个地抚摸着我们的脸。“娘…娘…娘…娘…娘…”我们说。“姥姥，姥姥。”司马家的小可怜虫结结巴巴地说。“她呢?她…”母亲伸出一只手，说。四姐把包在紫貂皮大衣里的她抱过来让母亲抚摸。母亲抚摸着她闭上了眼睛，两滴泪水从眼角流出来。
店主闻声进来，哭丧着脸对我四姐说：“姑娘，不是我心狠，我也是拖家带口，这十几天的店钱、饭食钱、灯烛钱…”
四姐说：“大叔，您是俺家的大恩人，欠您的钱，俺一定还，只求您暂时不要撵俺，俺娘她还没好…”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八日上午，上官想弟把一沓钞票递给大病初愈的母亲，她说：“娘，欠店主的钱我已经还清了，这是剩下的钱…”
母亲惊问：“想弟，你从哪儿弄来的钱?”
四姐凄然一笑，说：“娘，带着弟弟妹妹回去吧，这里不是咱的家…”
母亲脸色惨白，抓着四姐的手，问：“想弟，告诉娘…”
四姐说：“娘，我把自己卖了…价钱还可以，店主帮着讨了半天价…”
妓院老鸨像检查牲口一样把四姐全身检查了一遍，说：“太瘦了。”店主道：“老板，一袋米就催胖了么！”老鸨伸出两根指头，说：“二百块钱吧，我做个善人，积点德！”店主道：“老板，这姑娘的娘病了，还有一群妹妹，再给她加点吧…”老鸨说：“嗨，这年头，善门难开呐！”店主求情。四姐跪下。老鸨道：“好吧，我这人心软。再加二十吧，顶破天的高价了！”
母亲身子晃了晃，缓慢地跌倒在地。
这时，我们听到一个沙哑嗓子的女人在门外大声吆喝：“姑娘，走吧，俺可没那么多闲工夫等你！”
四姐跪下，给母亲磕了一个头。她爬起来，摸摸五姐的头，拍拍六姐的脸，揪揪八姐的耳朵，匆匆忙忙捧起我的脸亲了一口。她双手捏着我的肩膀，用力晃了晃，激情漫卷的脸犹如风雪中的梅花。
“金童啊金童，”她说，“你好好长，快快长，咱们上官家可全靠你了！”说完，她的目光在屋子里转了一圈，鸡鸣般的哽咽声冲出喉咙。她捂住嘴巴，像要跑出去呕吐一样，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第十六章
我们原以为一进家门就会发现上官领弟和上官吕氏的尸首，但眼前的情景与我们想象的大相径庭。院子里热闹非凡，有两个剃着崭新光头的男人，坐在正房的墙根，低着头，认真地缝补衣服。他们穿针引线的动作十分娴熟。还有两个人，紧挨着缝补衣服的人坐着，同样是闪着亮光的崭新的头，同样是十分认真的样子，他们俩在擦拭两杆乌黑的大枪。还有两个人，在梧桐树下，一个站着，手持一柄闪闪发光的刺刀，另一个人坐在凳子上，低着头，脖子上围着一块白布，湿漉漉的头上，噼噼叭叭爆裂着肥皂的泡沫。站着的人屈起腿，把手中
的刺刀在裤子上反复擦了几下，然后，一手捏住满是肥皂泡的头，一手举起刺刀，比量着，仿佛在寻找下刀的位置。他把刺刀按在那爆裂着肥皂泡沫的头颅正中，撅起屁股，手臂往下滑动，一刀到底，便将一大片湿漉漉的头发刮下来，闪出一块青白的头皮。还有一个人，在我们家囤过花生的地方，双手攥着一把长柄的大斧，劈开双腿，面对着一个老榆树盘根。他的身后，是一大堆劈好的木柴。他高高地举起斧头，让闪光的利器在空中略微停顿一下，然后猛地劈下去。斧头下落时他嘴里嗨了一声，斧刃深深地楔进树根里。他用一只脚踩着树根，双手摇撼斧柄，艰难地把斧刃拔出来。他退后两步，摆好姿势，往手里啐几口唾沫，又一次高举起斧头，榆木根盘响亮地裂开，一块劈柴像炮弹皮子一样飞出来，击中了上官盼弟的胸脯。五姐尖叫了一声。缝补衣服和擦枪的人抬起头来。剃头的人和劈柴的人扭过头来。被剃头的人倔强地抬起头来，但随即又被剃头的人用手按下去。“别动。”他说。劈柴的人说：“是讨饭的来了，老张头，老张头，讨饭的来了。”一个围着白围裙、戴着灰帽子、满脸皱纹的人弓着腰从我家堂屋里跑出来。他高高地挽着袖子，胳膊上沾着面粉，和善她说：“大嫂，另跑个门吧，我们当兵的吃定量，省不出饭来打发你们。”
母亲冷冷地说：“这是我的家！”
院子里的人顿时愣住。那个顶着一脑袋肥皂沫子的人猛地跳起来，抬起衣袖，擦干净被脏水污染了的脸，对着我们哇哇怪叫。他是孙家的大哑巴。
哑巴跑到我们面前，嘴里哇啦，双手比划，表达了许多我们无法理解的意思。我们困惑地望着他那张线条粗糙的脸，心里萌生着许多毛茸茸的念头。哑巴眨动着土黄色的眼珠子，肥大的下颚连连抖动。他转身跑到东厢房里，拿出了豁边的青瓷大碗和那幅鸟画，对着我们炫耀。剃头的人提着刺刀走上前来，拍拍哑巴的肩膀，问：“孙不言，你认识她们?”
哑巴放下碗，捡起一块劈柴，蹲在地上，写出一行歪歪扭扭、缺胳膊少腿的大字：“她是我的丈母娘。”
“原来是大婶子回来啦，”剃头人热情地说，“我们是铁路爆炸大队一排五班，我是班长，姓王，我们大队来这里休整，占用大婶的房屋，十分抱歉。您的女婿，我们政委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孙不言，他是个好战士，作战英勇不怕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大婶子，我们立刻搬出正房，老吕小杜赵大牛孙不言秦小七，大家赶快搬东西，给大婶子腾出炕来。”
兵们放下手里的活儿，走进正屋里去。他们背着叠得方方正证、捆得结结实实的被子，打着绑腿，脚蹬千层底布鞋，胳膊弯上挎着大枪，脖子上挂着铁地雷，整整齐齐站在院子里。班长对母亲说：“大婶子，你们进屋吧。大家都在这里等着，我去向政委请示。”士兵们都规规矩矩，连那现在叫孙不言的大哑巴也站得挺拔，好像一棵松。
班长提着枪跑走。我们进入正屋。锅上加了两扇用苇席和竹片制成的笼屉，灶膛里燃烧着劈柴，火势凶猛，水在锅里响，蒸气从笼屉缝里蹿出。我们嗅到了馒头的香气。那个老伙夫，抱歉地对母亲点点头。他很慈祥。他往灶膛里塞劈柴。“原谅我未经同意改造了你们家的锅灶，“他指了指通往灶膛下边的一条深沟，说，“十几个风箱也不如这条沟。”火苗子轰轰响，使人担心锅底被熔化。面色红润的上官领弟坐在门槛上，眯缝着眼睛，注视着从笼屉的缝隙里蹿出来的蒸气。那些蒸汽飘飘袅袅，瞬息千变，果然越看越好看。
“领弟！”母亲试探着叫了一声。
“姐姐，三姐。”五姐六姐叫。”
上官领弟漫不经心地瞥了我们一眼，好像与我们素不相识，也好像我们与她根本没有分离开过。
母亲带着我们看了看收拾得很清爽的房间，感到坐立不安，处处拘谨，只好重新回到院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