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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要是看不到这报纸呢?我们不白张罗了?”

严格:

“她看不到,别人也会告诉她。她身边,都是大胖子。”

大胖子没好人的理论,严格也对任保良说过,任保良能听懂。但他又感叹:

“多费劲呀,要是我,早跟她离了,一了百了。”

严格瞪了任保良一眼:

“事没你想得那么简单。如能离,我早离了。”

又说:

“电视上,每天不都在演戏?一个人去视察,周围都得布置成假的,和对付我老婆一样。各人有各人的难处。”

任保良明白了,这戏是非演不可了,但他搔头:

“可要说装假,你算找错了地方。工地几百号人,从娘肚子里爬出来,真的还顾不住,来不及装假。”

严格的手机响了,但他看了看屏幕,没接,端详任保良:

“我看你就行。”

任保良跳了起来,似受了多大的委屈:

“我咋给你这印象?剥了皮,世上最老实的是我。”

这时话开始拐弯:

“严总,咱说点儿正事,工程款拖了大半年了,该打了;材料费还好说,工人的工资,也半年没了,老闹事。”

用手比划着:

“一个月不出,我的车胎,被扎过五回。”

任保良有一辆二手“桑塔纳”。严格止住他:

“我说的也是正事。我要被老婆砍死了,你到哪儿要钱呢?”

任保良一怔,正要说什么,小院的门被“哐当”一声撞开,刘跃进进来了。进来也不看人,也不说话,径直走到那棵枣树下,从腰里掏出一根绳子,往枣树上搭。任保良和严格都吃了一惊。任保良喝道:

“刘跃进,你要干吗?”

刘跃进把脖子往绳圈里套:

“干了半年,拿不着工钱,妻离子散,没法活了。”

原来,刘跃进刚送走韩胜利。这次韩胜利没白来,刘跃进从食堂菜金里,给他挤出二百块钱,这二百块钱的窟窿,还待刘跃进到菜市场去补。虽说是菜金,其实这二百块钱,早被刘跃进从菜市场找补回来了,只是不想还债,才找出这么个说法。但韩胜利不同往常,临走时说,连本带利,剩下的三千四百块钱,只给两天时间,两天再不还,就动刀子。看他的神色,不像开玩笑。目前刘跃进身上,倒是还有三千多块钱,但这点儿钱,以备不时之用,一般不敢动,身上少了五千块钱,刘跃进心里就不踏实。韩胜利走后,刘跃进正兀自犯愁,儿子刘鹏举又从河南老家打来电话,说学校的学费,两千七百六十块五毛三,不能再拖了。也是两天,如果交不上去,他就被学校赶出来了。欠人钱,儿子又催钱,任保良欠他钱,三方挤对,刘跃进只好找任保良要账。儿子正好来了电话,也是个借口。他也知道,任保良手头也紧,想让任保良还钱,就不能用平常手段。上个月,安徽的老张,家里有事,辞工要走,任保良不给工钱,老张爬到塔吊上要往下跳,围拢了几百人往上看。消防队来了,警察也来了。任保良在下边喊:

“老张,下来吧,知道你了。”

老张下来,任保良就把工钱给了老张。刘跃进也想效仿老张,把工钱要回来。刘跃进本不想这么做,跟任保良也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但因为工地食堂买菜的事,两人已撕破了脸,加上被事挤着,也就顾不得许多。但刘跃进用这种方式刁难自己,还是出乎任保良意料。任保良马上急了:

“刘跃进,你胡吣个啥?你妻离子散,挨得着我吗?你老婆跟人跑,是六年前的事。”

又指严格:

“知道这谁吗?这就是严总。北京半个城的房子,都是他盖的。你给我打工,我给他打工。”

又抖着手对严格说:

“严总,你都看到了,不赶紧打钱行不行?见天都是这么过的。”

严格倒一直没说话,看他俩斗嘴。这时轻轻拍着巴掌:

“演得太好了。”

又问任保良:

“是你安排的吧?你还说你不会演戏,都能当导演了。”

任保良气得把手里的盒饭摔了,栗子鸡撒了一地:

“严总,你要这么说,我也上吊!”

又指指远处已盖到六十多层的楼壳子,上去踹刘跃进:

“想死,该从那上边往下跳哇!”

严格这时拦住任保良,指指刘跃进,断然说:

“人不用找了,就是他!”

第六章 瞿莉

这天下午,刘跃进穿着另一个人的衣服,装扮成另一个人,蹲在十字街头转角处卖煮玉米。另一个人刘跃进没有见过,严格告诉他,是个安徽人,高矮,胖瘦,脸上的黑,跟刘跃进差不多。其实模样有些差别也没啥,所有的装扮为了哄骗一个人,为了对应一张照片,无人能分清照片上一个卖玉米的和另一个卖玉米者的细部。照片上,这个卖玉米的全身,只有豆粒大小,大体差不多就行了。何况,在这出戏里,这个卖玉米的并不是主角,主角是卖白薯的,和挨着卖白薯的那个卖羊肉串的。严格的老婆瞿莉如来现场调查,盘问他们的可能性最大。卖玉米的只是照猫画虎,以防万一。刘跃进平生第一次装扮别人,为了装扮这个人,严格付给刘跃进五百块钱。刘跃进接过钱,马上入了戏,他问严格:

“你说那人是安徽人,我是河南人,一张口,说话穿帮了咋办?”

严格一愣,觉得刘跃进说得有道理,这一点他没想到。再一想,觉得刘跃进说得没道理。人在照片上不会说话,这人是安徽人只有严格知道,待戏开场,瞿莉并不知道这人的来历,严格又松了一口气,对刘跃进说:

“你该说河南话,还说河南话,关键是不要紧张。”

又交代:

“不是主角,也不能掉以轻心!我老婆像黄鼠狼,有时候专咬病鸭子,不然我也不会把安徽人换下来。”

刘跃进点点头,撇下安徽人,又问另一个问题,指指报纸上的图片,又戳戳报纸背后:

“给人找这么大麻烦,照相的图啥呢?钱?”

严格叹口气:

“钱后头,藏着一个字:恨。恨别人比自个儿过得好。”

刘跃进点点头,明白了。图片的远景,有一新盖的综合商城,严格指着商城的楼顶:

“该在这儿埋个狙击手,‘嘣’的一声,他脑袋就没了。”

刘跃进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和任保良提出的问题一样,严格这么大的老板,出了这事,咋就不能敢做敢当呢?与一女的好了,还就好了;老婆知道了,也就知道了;和老婆离婚,跟那个唱歌的结婚不就完了?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了;干吗还费这么大的劲,把生活重演一遍,去瞒哄老婆呢?在这一点上,严格还不如河南洛水“太平洋酿造公司”那个造假酒的李更生。李更生抢了刘跃进的老婆,倒是敢做敢为。但这话刘跃进没敢问,只是想着各人有各人的难处,这么大老板,原来也为老婆的事犯愁。由此,刘跃进对严格产生了一丝同。或者,两人有些同病相怜。说是同病也不对,但在害怕揭开世界的真相上,两人倒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