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们一时都愣着。
“你们还愣着！还不快照我的话做！不想保住你们‘四好’院的光荣呀？”
“我去拿纸，我去拿纸……”母亲诺诺地急步就往家里去。
我对街道主任的颐指气使很有些反感，趁母亲不在，用听起来像是告诫实则是挖苦的口吻说：“劝你以后别张口部署闭口指示的，那是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能用的词！”
街道主任大张了一下嘴，没说出一个字。好像一个嗝非打不可又打不上来似的。
母亲拿了半张大白纸，却忘了拿糨糊，我不忍让母亲走来走去的，自己回家取糨糊。
盖是难以盖全的。女人们帮着我，将大字报裁下了半张，再用糨糊贴上半张大白纸。我又回家取了一次毛笔和墨。那些女人们就依次用歪歪扭扭的字体重新写上了她们的名字。
全居民组的家庭妇女们，包括一些小脚老太太，纷纷拎着个小凳，夹着个“马扎子”，聚集到了我们院，有七八十人之多。
公社书记果然来了。他默默看完那张大字报，极为赞赏，对女人们说：“这个院的家庭妇女们，就是我们全居民委妇女们的榜样！文化大革命，不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解放军、革命干部和革命学生们要积极参加，家庭妇女们也要以战斗的姿态参加！要把我们这个居民委的每个大院，都发动起来，巩固成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堡垒！……”
街道主任时时带头举臂高呼口号。
……
晚上，王文琪来了。
他从书包里掏出一本过了期的《中国青年》杂志，让我看封底。
封底画的是几个年轻的男女社员，肩扛锄头，意气风发地行进在金黄的麦海中。
题目──《社员都是向阳花》。
我奇怪他怎么对画发生了兴趣，又不愿扫他的兴，应酬地说：“画得好。”
不料他说：“好个屁！”
我这一惊非同小可，愣愣地瞅了他半天，说：“文琪，这是很革命的画呀，你怎么敢说好个屁？”
“很革命的画？革他妈的命！”
我真以为他神经有点不正常了。这些日子，文化大革命“渐入佳境”，所有的中国人都似乎在“热发昏”，包括我自己。
哥哥走到了我们跟前，也盯著《社员都是向阳花》看。那种目光不像是在看画，倒像看一件刚用来杀害了人沾着血迹的凶器。
我抬起头，接触到哥哥的目光，不禁从心里往外打了一个冷战。
我又注视着我的好同学的眼睛，觉得他的眼神和哥哥的眼神并不相同，才镇定了些。
“你研究我干什么？研究研究这画呀！”他急了。
“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
哥哥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冷笑着走开了。
我说：“这画到底有什么好研究的？我看不出名堂来！”
“这画反动到家了，画中藏着一条反标！”
“反标？！……”我目瞪口呆。
“蒋、介、石、万、岁！”他大声地一字一句地说。
“你疯啦！”我低声吼道，“开着窗户哪，你想给我家惹是生非呀！”
他微笑着从容不迫地说：“看你吓得那样儿！这画里藏的那条反标是──蒋介石万岁！”
幸好哥哥到另一间屋去了，否则他那分裂了的神经一定会为之万分冲动的。
我拿起那本《中国青年》，瞪大眼睛一个细部一个细部地研究，可还是看不出半点反标的蛛丝马迹。
“唉，你这双眼睛呀，剜掉算啦！”我的好同学忍不住一个字一个字地辨析给我看：“瞧这些麦穗儿，横着呢！为什么横着？”
我说：“风吹的嘛！这姑娘的短发不也是快被风吹得飘横了吗？”
他说：“错！麦子是什么？草本植物！象征草字吗！介石的蒋是什么字头？草字头嘛！再瞧这些麦秆儿，这代表一竖，这又代表一竖，加上这片麦叶儿，竖弯钩儿！上边这两片麦叶儿，一撇儿，一捺儿！介字，对不对？你敢认为不对？”
虽然他在“组合”给我看，我还是觉得把那些麦穗儿、麦秆儿、麦叶儿硬说成是字，总有点骗人骗己似的。
“怎么说也不太像啊！”我自言自语。
“你还说不像，还说不像！”他将画倒了过来，继续指指点点启发我，“再看这把锄，锄头是个口字，锄把儿是口字上面那一横……”
“横下那一撇儿在哪儿？在哪儿？没撇儿算吗？”
“一笔一画也少不了！撇儿在这，这小红布条儿！锄上扎个小红布条儿干什么？你见过哪个农民锄上扎红布条儿啦？”
“姑娘扛的锄嘛！扎个红布条也是可能的。画嘛，允许浪漫主义的！有了这一红布条，画面的色彩才产生对比效果呀！”我竟充起内行来，全不顾自己已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替作者进行辩护。
“你怎么偏要和所有的人扭着劲儿思考问题呢？我警告你，这些话你别再对旁人说啦！否则旁人会怎么看你呢？”轮到他以研究的目光注视我了。
我沉默了半天，问：“是你发现的？”
他说：“我有这么敏锐的眼光吗？中央大街的宣传板上，都将这幅画放大几十倍作为阶级斗争教育的实例啦！我也是经过启发才看出来的啊！……”隔了一会儿他又说，“咱们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是不够紧，太缺乏识别能力啦！”
我感到惭愧，说：“是啊是啊，幸亏你今天晚上来告诉了我。要不然，我蒙在鼓里，哪天到中央大街去，兴许还会在宣传板前与人辩论呢！那可就后悔也来不及了啊！”
因为哥哥回到了家里，也因为“停课闹革命”了，我十几天没到学校去。我恐怕自己落后于迅猛发展的文化大革命，将来的毕业鉴定中被写上“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一条，便同他约好，明天一块儿到学校去。
当天夜里下起了大雨。全家正睡得酣，突然被一阵敲窗声和喊声惊醒了。
“二哥，二哥！快出来帮我爸忙！院里的大字报得遮盖遮盖呀！……”是吴叔的小儿子的声音。
“小二，你快先起来！……”母亲立刻把我捅了起来。
一种近乎神圣的责任感使我只穿着裤衩就光脚跑到了院子里，雨下得可真大！哗哗哗像从天上倾倒的。院里积满了半尺深的水。
吴叔和我一样，只穿裤衩，双手撑开一块塑料布护在大字报前，任凭雨鞭抽打光脊梁，一动也不动。
我慌忙到吴叔家找锤子、钉子、木条什么的。他家已灌水了。我本想先帮卢婶堵住门坎。她却对我说：“别顾我家灌水了，先去帮你吴叔保护大字报吧！你哥写的那些大字报可是咱院的一件圣物了啊！”
我和吴叔就着马家的棚檐搭了个简单的框架，用塑料布围严，将大字报罩在里边。
吴叔抹一把脸上的雨水，似乎对我，又像是对自己说：“究竟站在哪一边儿要看一个人的实际行动，这就是行动。”
我手背上被锤子砸了一下，这会儿才感觉疼。冒雨忙了半天，我忽然不能理解其中意义。吴叔证明自己的愿望显得那么荒唐可笑，而我是他的盲从。
这场文化革命中站在毛主席一边儿真够不易的啊！
第五章 人民群众
学校的运动如火如荼，其势不可阻挡。从一楼至三楼，走廊两面墙壁贴上了几层大字报，厚得可当纸板用。空中拉了数道绳子，绳子上也挂满了大字报。人只能侧着肩膀通过走廊，仿佛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