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三家村”内容的大字报已不复见。学生开始利用大字报揭发老师们，老师们也开始利用大字报互相揭发。姓名还没被写到大字报上的老师所剩无几。一位姓艾的数学老师有三个儿子，取名艾国、艾民、艾党。被另一位政治老师的“政治头脑”一加分析，意在“爱（艾）国民党”，把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复辟美梦寄托在自己的后代身上。这张大字报旁，几个班的几十名学生联名写的一张大字报，又对那位政治老师进行批判：“请看一个完全资产阶级化了的灵魂！”──因为他经常穿西服，抹发蜡，有一辆漆光夺目的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每逢周末，“便车后座上驮着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臭老婆去跳舞”。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居然不压毛主席的像，压着他那臭老婆化了妆的着色照片”。结束语──“这样的人，能继续留在社会主义的学校里吗？能教好无产阶级的政治课吗？能与学生共同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社会主义学校的红色课堂吗？”
又一张大字报仅三行字。每个字都有大号饭碗那么大。写的是：杨玉芬，你为什么要经常往自己身上喷香水？郑重勒令你回答！回答！！必须回答！！！署名──革命学生。此革命学生似乎有意给被“勒令”的教师留下了半张纸。被“勒令”的教师也似乎明白其意，就在那留下的半张纸上用秀丽的小楷体写道：我很羞愧，因为我患“腋臭”，出于为同学们着想，所以上课前要往身上喷些香水儿。也许因为这张大字报在风格上区别于其他的大字报，尤其引人注意。空白处便写了一行行的铅笔字，钢笔字，毛笔字。
我站下细看：
“理由充足，情有可原。”
“腋臭的臭味对我们来说并不可怕，你带入课堂的那股香水味对我们来说才是真正可怕的。”
“批驳得好极啦！”
“这张大字报哗众取宠！”
“注意，别泼冷水！小心站到运动的对立面去！”
“要时刻把握运动的大方向，反对在枝节问题上纠缠！”
“小是小非也要辩个清楚！”
我看得手痒难耐，从上衣兜取下了钢笔。
王文琪问：“你要干什么？”
我说：“也来它一句。”
便写了一句是：“全都吃饱了撑的！”正想署名，王文琪一把将我拽走，说：“傻瓜蛋！你署了名字，要不遭到围攻才怪呢！”
我不在乎地说：“我是响当当的红五类，谁敢把我怎么样？围攻我就是扭转斗争大方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有些发虚。回头看了看，见身后无人，才镇定下来。
那天学校里人不多，我问王文琪怎么回事。他说都到社会上“煽风点火”去了。他陪我从一楼到三楼，从三楼到一楼，“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大字报。
我想起语文老师，问：“庞老师怎么样？”
“怎么样？数她的性质严重！学校已经将她的材料上报市教育局运动领导小组了！现在她带罪劳动呢！”王文琪刚说完，我见一个人从厕所走出来，正是庞老师。穿了一双水靴，一手拿着笤帚，一手拎着水桶。她同时看到了我们。
说不清为什么，我站住了。
王文琪也站住了。
我们默默地望着她。
她默默地望着我们。
她忽然又转身进入了厕所。
王文琪扯了一下我的衣角：“快走。”我俩贼似的慌忙从厕所前溜过。我俩谁都不得不对自己承认，心里有些慌。慌什么呢？怕她吗？她平时并不严厉，何况落到那种地步！总之是说不清的。怕得毫无道理。
走出教学楼，见操场上聚集了几十名同学，正准备出发到什么地方去。有认识我俩的，朝我俩喊：“快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俩走过去后，王文琪问：“你们要到哪儿？”
“公安局！”
“公安局？……去煽风点火？……”王文琪显出了几分犹豫的样子。他的心理和我一样，既不愿比别的同学在运动中表现得落后，也不愿滑到“革命”行为与“反革命”行为的边缘。
“我发现了一条反标，组织同学们到公安局去，强烈要求公安局逮捕现行反革命！”初三五班绰号叫“少根弦”的一个同学洋洋得意地说。
“反标？在咱们学校发现的？”我又吃一惊。
“不是，在我家里！”
我愈吃惊，以为他要揭发他的爸爸妈妈或家里的其他什么人，博得个“大义灭亲”的美名。可看他那种过分得意的样子，不太像。
“在我家的月历牌上！”他说着从书包里抽出一个月历牌给我俩看。
月历牌上画的是白胡子老头教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学拼音。字母卡拼的是“毛主席万……”四个字。
“为什么不拼出‘岁’来？”“少根弦”审问似的问我。
我耸了一下肩膀。我哪知道作画者为什么不多画两张字母卡拼出个“岁”来？只“万”而不“岁”，我也认为对于伟大的领袖无论如何解释总归有点大不敬。可看那画面，没空间再多画两张字母卡了。或许能算个不成立的理由？
“为什么？……”“少根弦”又问一句，咄咄地盯着我的眼睛，倒好像我是作者。
“作者画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吧？”我很不自信地说了这么一句。
“否！……”“少根弦”可非常自信。随著文化大革命的步步深入，同学们的口语也发生了变化。“勒令”、“正告，、“最后通牒”、“是可忍孰不可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狼子野心何其毒也”、“醉翁之意不在酒”等等这些以前只有在造句和作文中才用的语句，动辄脱口而出。许多同学似已耻于说：“不”，习惯于说“否”了。
“你先别讲，让我看！”王文琪以为他有研究过《社员都是向阳花》的宝贵经验，准能识破“庐山真面目”，胸有成竹地从“少根弦”手中夺过月历牌。
可他长的也不是一双“火眼金睛”，横看竖看，研究了半天，并没看出个眉目，只好羞愧地将月历牌还给“少根弦”。
“哼，不是小瞧你，就你那双眼睛！”“少根弦”轻蔑地说，“问题在这儿哪，你看这小女孩辫子上扎的头绳结！这是一横，这是一竖，这里绕过来，难道不是个连笔的‘打’字吗？”
又像，又不像，没人启发我像，我自己是根本不可能朝一个“打”字去联想的，经人一启发，我简直不敢说不像了。
“是像！是像！”王文琪急切表态。
我含糊地“嗯，嗯”着。
“光有一个打字，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吧？”王文琪接着提出了疑义。”
“还说明不了问题？打毛主席还不够反动，非得把毛主席打倒才算反动吗？！”
“这家伙对毛主席一点感情都没有！”
周围的同学纷纷表示出了对王文琪的愤概。
“我可没那个意思！我可没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什么意思也没有！……”王文琪惶惶然。
“少根弦”抬了一下手，制止众人的七嘴八舌，很有政策水平地说：“我们有些同学由于长期以来头脑中缺少阶级斗争这根弦，所以总是面对严峻的阶级斗争现实也怀疑。让他们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吧！”
我不禁暗暗钦佩他不知何时开始头脑中多了一根弦，从别人对他的态度中，我看得出，这个头脑迟钝连续两年的留级生，由于发现了一条别人不易发现的反标，居然颇受尊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