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里，母亲神色惊慌地告诉我，哥哥趁她不注意，离家而去，三个多小时了还没回来。
我二话不说，反身便去找。偌大个城市，哪里去找？到处盲目地找了很久，未找到。再回家时，哥哥已在家中，我问他哪去了，他古怪地对我一笑。母亲朝我直丢眼色，我便不再问。
十点钟，全家熄了灯，正都要入睡。外面一道强烈的光柱射到窗子上，院里响起了喇叭声，原来一辆小汽车开到了院里。接着听到吴叔轻轻的敲窗声，在外面问：“梁嫂，梁嫂，睡了吗？快出来一下……”
母亲惶惑地在黑暗之中坐起，匆匆穿了衣服走出去。我也穿了衣服跟出去。
院里站着三个陌生人，其中之一是位白发老者。
吴叔向母亲介绍道：“他们都是市公安局的，这位老同志是市公安局局长……”
一听说是市公安局的人，连局长也来了，母亲紧张得发抖。
公安局长开口说：“真对不起，这么晚了还来打扰。您的儿子在我们公安局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们公安局内部有一个蒋帮特务组织，起初要收买他。收买不成，又对他动用了美国的先进间谍机器进行迫害，吸引了几百人现在仍在看他那张大字报啊！还扬言要砸烂公安局……我敢保证，我们市公安局内绝对没有蒋帮特务组织，也绝对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迫害……”语气相当和缓，流露着因打扰了别人而感到的歉意。
母亲说：“都怪我，都怪我，怪我没看住他。我儿子他是个精神病啊！”
老公安局长说：“那么请您到公安局去一趟吧，坐我们的车去，立刻就去，对那些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解释清楚，他们就会散了……”
“这……这……”母亲怯怯后退。
母亲是个胆小的女人。我知道，母亲害怕革命群众。害怕许多革命群众聚集在一起的场面。如果那些革命群众全都是陌生的，激动的，想要采取什么行动的，非常之革命的，她就更害怕了。父亲来了那封信之后，她分明暗自认为她已不再属于革命的家庭妇女之列了，随时作着精神准备，从某一天某一时刻起，被真正的革命群众们划入“另册”。
我勇敢地说：“我去！”
“你？”老公安局长看了我一眼，沉吟着。那意思是，你一个小孩子去解释，能解释清楚吗？革命群众会相信你吗？
吴叔从旁支持我：“他行！他比他妈行！要是他妈去，面对那么一种场面，只怕是连一句话也说不出了呢！”
“那……好吧……”老公安局长点了一下头。
院里的邻居们也都被惊动出来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互相悄悄询问着。一个个欲走近母亲，有三个陌生人的存在，不敢。
老公安局长让我坐前座，他们三个挤在车后座。小汽车在我们的大院里掉转头，呼地驶出去了。
我心里因为哥哥而无比内疚和羞惭，同时感到我此去的责任无比重大，过分紧张地端坐着，一言不发。我有什么可说的呢？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小汽车。
老公安局长可能猜透了我的心理。也许是为了消除我的紧张，主动找话跟我说，问我哥哥为什么得的精神病。当我告诉他哥哥是唐山铁道学院的学生，因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里生活太困难，负担不起一个大学生，整整一学年没给他汇过一分钱，他每月只靠十四元助学金生活时，老公安局长同情而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仅仅因为他叹这一口气，就使我对他产生了好感。
他又问，哥哥为什么不住院？
我回答说交不起住院费。
他对他身旁的一个人说：“你们明天跟民政局和精神病院研究研究，负责将他哥哥尽快送去住院，要认真办这件事！”
我内心里对他充满了感激。
不久以后他还是劫数难逃，被打倒了。看到那些将他的名字倒写着，划了ｘ的大字报，大标语，我也还是不相信他是人民的敌人，当然从来也没敢跟任何人争论过。
小汽车开到了市公安局门口停住。革命群众的人数比老公安局长说的有增无减。哥哥的大字报贴得很长，七八张大白纸上写满了字。字字潇洒，行行整齐。有的革命群众挤左挤右在看，有的革命群众专心致志在抄。
潜伏特务跟踪，测谎仪器折磨
我朝大字报瞥了一眼，只见如此一行标题。
我僵坐在车内，心里顿时又是一阵紧张。
老公安局长已下了车，他替我打开前车门，我才不得不钻出车。
一些人发现我们，将我们团团围住。
有人高叫：“王化成来啦！公安局长王化成来啦！叫他老实交代呀！”
更多的人围住了我们。
“闪开！闪开……”那两位公安局的同志使劲推开人们，替我和他们的局长开路。
我和他费力地走上了公安局的台阶。
“别怕。”他低声对我说，又面向革命群众大声说：“我是公安局长王化成。关于这张大字报，这个孩……这……位革命小将，会向你们讲清真相的……”
抄大字报的不抄了，看大字报的不看了，所有的人都仰起脸望着我，黑鸦鸦的一大片人！这么多人啊！
我鼓足勇气，慑嘴地对人群说：“这张大字报是我哥哥写的，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我的声音太微弱。只有最前边的几个人才听到了。可是看他们一个个那种并不想离去的样子，似乎不相信我的话。
“大声说！我们听不见！”人群中发出了一声喊叫。
“这张大字报是我哥哥写的！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我大声又说了一遍，几乎是在嚷。
革命群众骚乱起来。
“难怪我越看越觉得简直像小说……”一个人嘟哝着转身往外挤。
另一个人揣起了小本本，也转身往外挤。
更多的人却仿佛没听明白我的话，或者说希望我再多讲点什么。骚乱了片刻，安静下来，期待地继续仰起脸望着我。
不知为什么后面的人忽然无缘无故地往前拥，前面的几个人差点栽倒。
我被人群逼得倒退着又上了一级台阶。
“胡说！这张大字报怎么可能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写的？”
“问得对！这是不可能的！革命的同志们，这张大字报哪一句写得词不达意，颠三倒四？！”
“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写大字报的人的弟弟？”
“拿出证据来！”
革命群众中，几条嗓子对我吼。
证据……
我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我是我哥哥的弟弟，我哥哥是我哥哥。
“大家静一静！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孩……位革命小将！”老公安局长企图维持住局面。但刚才那片刻的安静，一过去就再难维持。
“住口！没有你对我们发号施令的权力！”
“革命群众们，大家不要散，这可能是一个大骗局！”
“阴谋！”
“从哪儿弄来这么个孩子骗我们！”
“想要把水搅浑，达到蒙混过关的目的吗？办不到！”
“革命群众们，千万不要上当呀！”
“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缓兵之计得逞呀！”
革命群众中，几条嗓子喊叫不止。
我呆了。我望着那些革命群众，忽然悟到一点，在这个闷热的夏夜，他们中一定有些人，回到家里也睡不着，是想要看到什么“热闹”的。正如我和我的同学们，前几天在整个城市到处转悠，为的也是要看到文化大革命的什么“热闹”一样。他们未必是不相信我的话。他们是不愿相信我的话，也不愿别人相信我的话。因为如果所有人相信了我的话，他们就没什么“热闹”可看了。他们就会感到扫兴。他们就会觉得白白在公安局门口泡了几个小时，白白装出愤怒的样子，白白用自己的情绪去影响着和煽动着别人的情绪了！太不上算了！所以他们岂能容我一个孩子几句话就轻易地将人群打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