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不但由“靠边站”而被“结合”，而且成为“革命委员会主任”。
他一坐在“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第一把交椅上，立刻对他们翻脸无情，实施严厉打击的铁腕，他将那些敢于“炮轰”的学生统统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下令逮捕、通缉，视为要犯悬拿。他自以为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御批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毫无顾忌，有恃无恐。
公正论之，他肯定希望全省从此太太平平，政局安稳。这是任何一个当了“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人都会产生的政治憧憬。也不失为顺乎民心的憧憬。
但“炮轰派”们并未因他的镇压而屈服。他们更加愤怒了。他们要亲眼看到他是怎样再度权倾一日再度被打翻于地的。他们由公开“炮轰”而转入“地下活动”，四方呼吁同情，八方串联盟军，伺机东山再起，死灰复燃。他们对他既蔑视又憎恨。
被昔日的造反派弟兄们称为“范大哥”的范常委，正因仅仅当上了常委而没当上“革命委员会主任”感到失意，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心怀不满，便借口潘复生镇压为“东北新曙光”浴血奋战立下汗马功劳的造反派战士，退出了“革命委员会”，宣布与这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造反派战士还凶恶的全无半点无产阶级政治良心的“潘家委员会”彻底决裂！
潘复生没有足够的胆量逮捕范正美这样一个人物。不得到中央“文革”的允许，他奈何不了范正美这样一个人物。他恼羞成怒，却又无计可施。实际上，他各方面的威望，也的的确确不能与范正美相提并论。而中央“文革”之所以确定他为“革命委员会主任”，仅仅因为毛主席对“革命委员会”有过一条批示──革命委员会还是要以革命干部为主，老、中、青要以老为主。中央“文革”甚至连潘复生是何许人都不甚了了。所谓以党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军委名义发来的贺电，不过是中央“文革”炮制而已。
范正美的决裂行动，使踌躇满志，刚刚春风得意起来的潘复生当头遭到一闷棍，打得他晕头转向。他的政治头脑清醒过来之后，立刻采取拉拢手段，表示愿意亲自向中央“文革”上书，替范正美吁请一把“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交椅，与范正美同握权柄，共举大业。然而为时晚矣！“老造反”范正美打心里就根本瞧不起潘复生。他这个叱吒风云一呼百应的人物，要坐的是省“革命委员会”的头把交椅。副主任满足不了他的政治愿望，也实现不了他的政治野心。他索性一反到底，孤注一掷了。所谓“不成功，便成仁”。他充当起“炮轰派”们的领袖来。
“炮轰派”的中坚力量，大抵都是姓名落地有声的响当当的老造反派，范正美的生死“战友”。他们的的确确是一批从不知什么叫“怕”的造反派。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冲冲杀杀，所向披靡。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的潘复生居然妄想一举剿灭他们，他们岂能咽下这一口恶气？“范大哥”又重新和他们站在一起了，他们更有何惧哉？他们如虎添翼，士气大振，斗志凶猛，信心倍增，要将这个刚刚诞生的使他们不称心的鸟“革命委员会”一口吞下方解心头之恨。他们由地下活动复转入公开斗争，形成了对“东方新曙光”的极大的威胁。
一切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没有实现政治愿望，感到失意的组织，纷纷集合在“炮轰派”的大旗下，声势日益壮大。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风雨满楼，摇摇欲坠。
“炮轰派”们二次夺权，一举攻占了几所大学和几座大工厂，作为“根据地”，召开了数万人的“炮轰誓师大会”，成立了“炮轰总司令部”。
潘复生为挽救局面，巩固交椅，以省军区政委名义，下令军队对各级“革命委员会”实行武装捍卫。他也只有这唯一的政治选择了。
被中央“文革”限期迫令解散的“八八团”的头目们，见有机可乘，召集各路旧部，组成了“捍卫‘革命三结合’总指挥部”，归顺省“革命委员会”，愿听“潘主任”指挥调遣。
潘复生正苦于没有群众组织力量的支持，对“捍联总”的成立大加赞赏，亲自参加“捍联总”的成立大会，将当初与“炮轰派”们说过的“同呼吸共命运”的话，又在大会上信誓旦旦地说了一遍──这也是他不得已而为之的政治选择。因为这样一来，他这个刚被任命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实在是太容易被“炮轰派”们又抓住一条与中央“文革”早已定性的“保皇派”组织沆瀣一气，镇压真正“革命”左派的罪名了。但倘不如此，仅靠军队来对付“炮轰派”，镇压的罪名更是无法洗清。利用“捍联总”这一群众组织与“炮轰派”较量，毕竟可以混淆视听。
由于潘复生将“炮轰派”们昔日势不两立而且已被瓦解的“保皇组织”扶植了起来，旗鼓相当地与他们重新势不两立，“炮轰派”无不愤怒到咬牙切齿的地步，决心血战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这一阶段，造反派们完完全全卷入了权力之争的漩涡。无论“炮轰派”还是“捍联总”，区别仅仅在于，核心人物都是为了所谓“政权”而斗争，群众则都是为了所谓“正义”而斗争。
“政权”和“正义”，是内容很不相同的两个词。
因为被“正义”所召唤，所驱使，因为斗争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千人万众地斗几个“走资派”，而是千人万众与千人万众斗，是“大兵团”与“大兵团”斗，是真真实实的谁存谁亡的斗，就演出一幕幕的确堪称史剧的节目来。本无所谓的斗似乎就带有了极庄严的色彩。
“东北新曙光”并没有给“东方红城”哪怕一线什么曙光，“炮轰派”与“捍联总”搅得“东方红城”天昏地暗，人仰马翻。吴叔的死，卢婶的疯，马家独生子的失踪，我的哥哥的被“收容”，都并没使我这个红卫兵彻底置身于文化大革命之外，我这个昔日同情“八八团”的“保皇派”红卫兵，又同情起“炮轰派”来。
不久我便加入了中学“炮轰派”组织，而且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炮轰派”。
十七岁的我，不，那一年我应该是十八岁了，当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加入“炮轰派”也绝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谁坐在新生的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第二把第三把第四把交椅上，都是与我毫无关系的事儿。像《水浒传》中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样，排上它十万八千把交椅，肯定也是轮不到我的名下。
使我加入“炮轰派”的也并不是什么“正义”感，而是一种悲剧精神。
悲剧精神是人的一种常常自以为高贵的精神。又常常是与可悲的英雄人物们的命运同时存在的。它最容易在渴望显示出高贵品质的罗曼蒂克的青少年的头脑中发生作用。驱使他们大冒傻气，一往无前地去做蠢事，甚至不惜毁灭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