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加上两句──该杀！该杀！！！”
“再加一句──打发他们回老家！！！”
更有众多同学从旁提出商榷，补充。
于是一篇“战斗檄文”墨汁淋漓地贴到了走廊上：
不久这诗体“战斗檄文”不胫而走，从校内流传到校外，成了千万小女孩跳皮筋时唱着很顺口的“革命儿歌”。由一代小女孩传给另一代小女孩，久唱不衰，差不多从1966年一直唱到1976年……
班主任把我找到了教员室，所有的老师也在舞笔弄墨。
她问：“听同学们讲，你有《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两本黑书？”
我有，但不知老师所问究竟何意，出于一个中学生保护自己的本能，立刻摇头否定：“没有，没有！同学们胡说八道！”
她说：“你肯定有！老师要求你贡献出来，当作同学们的批判材料。”
我只好含糊地回答：“也许我有……我自己也记不清了，我回家找找。”
一个正在写“战斗檄文”的老师悬腕止笔道：“姚老师，要是他能找到，先给咱们化学教研组批判用吧！我们这些教化学的老师还谁也没看过呢！”言罢，又落笔挥洒起来。
我见他写的是──《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两本黑书的反动实质就在于，攻击的矛头是直指党和毛主席的……
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竟没有买《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两本“黑书”。
全校究竟有多少同学和老师读过？鬼才知道！
全国当时又有多少人读过？千分之一的人？万分之一的人？还是十万分之一的人？
但工人阶级在批，贫下中农在批，解放军战士在批，大、中、小学生和教师在批，文艺工作者在批，机关干部在批，家庭妇女在批，孩子在批，老头老太婆在批，文盲也在批。全国人人轰轰烈烈地批将起来。
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几个要好的同学之间免不了互相道出几句真心话。
“我看明后天可能也上不了课。”韩松山略显忧郁地说，“耽误了这么多课程，将来谁对咱们的毕业和升学考试负责任啊？”他是我们班的数理化尖子，平常总是雄心勃勃地说：“我考不上一中、三中、六中，就跳松花江！”他要考的全是哈尔滨的重点高中。以他的聪明和成绩，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口出狂言。在哈尔滨市的学生中，当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考上一三六，直闯清华北大哈工大。”老师们也公认，清华北大哈工大的校门是向他敞开着的。
我的好友王文琪以批判的口吻说：“你的意思是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来临使你受损失啦？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重要，还是你考高中重要？”他本是开玩笑，但因他是团支部副书记，将来肯定是毕业鉴定小组的成员，韩松山便认真起来，骂了他一句“滚你妈的！”还脸红脖子粗地要跟他动手。搞得他十分尴尬。
赵运河透露：“据说，今年的高中和大学录取，要实行政治表现第一，分数第二的原则。政治表现的主要一条，当然要看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啦！表现不积极的，分数再高也后边‘稍息’去！”他的父母都在教育局工作，大家猜测他的话可能是很有来头的，谁也不多问，可谁都分明牢记心间了。
韩松山立刻同王文琪和好如初，搂着王文琪的肩膀，亲密无间地说：“别生气啊，刚才我是跟你闹着玩呢！”
街道和马路两旁的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都有人在贴“声讨书”、“决心书”、“誓言”以及“致党中央毛主席的表忠信”之类。受到毛主席他老人家高度称赞和评价的大字报最初就是以诸如此类的种种内容产生的。所有的企业，所有的单位，所有的中国人，都惟恐自己在这场称作“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中被认为表现消极，漠不关心。人民随时准备声讨党中央毛主席揪出的又一伙“黑帮”，口诛之笔伐之。因为人民绝对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根本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的，也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基于这种“绝对相信”，可以推测，如果人民从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邓拓、吴晗、廖沫沙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消息，定会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人民是那么习惯于将党中央和毛主席紧紧连在一起，视为同一个永恒的信仰，极少有人冷静地关注到，这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是由首先发表在《解放军报》而不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的两篇文章推动起来的。人民更不可能预想到，几个月之后，毛主席将党中央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让党政军各级领导者们和每一个中国人明确表态，是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
第四章 站毛主席一边
母亲终究没有筹措足那笔钱，我不得不将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回了家。哥哥一回到家里，不但全家，全院的人都跟着感觉不安。
也许被社会所刺激的缘故，哥哥的病情发生了变化，由“阴郁型”而转为“政治狂想型”。
我从精神病院接他回来那天，就细心地观察出了他这种变化的苗头。我和他是从江桥上过江的。在精神病院关了几个月的哥哥，像被从笼中放出那样高兴。一过江桥，城市的政治喧嚣便扑面而来。锣声、鼓声、口号声，声声入耳。城市正在被大标语和大字报披挂起来。“毛泽东思想宣传车”和游斗“黑帮”的大卡车驶来驶往。打着红旗举着贴在三合板上的毛主席像到市委或省委去请愿或抗议什么的人们，才走过一批，又走来一批。大中小学的文艺宣传队在街头和广场演出打倒“三家村”的活报剧。
“这都是在干什么？”哥哥东张西望地问。
我说：“全国开始文化大革命了！”
拥来一支队伍，高呼：“打倒邓拓吴晗廖沫沙，誓死揪出哈尔滨市的‘三家村！”
“很好，很好！”哥哥点头不止，喃喃自语，两眼中就闪耀出一种光芒来，竟神情恍惚地跟在队伍后面走。
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扯上人行道。
回到家里，哥哥见了母亲，第一句话是：“妈，我要参加文化大革命！”
母亲直愣愣地瞅哥哥。
母亲背着哥哥问我：“你大哥的病好些了吧？医生怎么讲？”
我说：“医生并没讲他好些了。”
母亲说：“我看像是好些了，不然他怎么也会要参加文化大革命呢？这可是明白人的话呀！”
我说：“路上他还要跟着人家的队伍游行呢！”
母亲说：“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我大儿子可是没白住院啊，知道捍卫毛主席了！”满脸顿时焕发喜悦。
“妈，给我找来笔，找来纸，我写大字报！”哥哥在里屋兴奋之至地大声说。
“哎，妈听见啦！”母亲从兜里掏出一卷角钞塞给我，吩咐：“快去买。”我责备道：“妈，你怎么能这样啊！”
母亲朝里屋瞥了一眼，随即在我胳膊上拧了一把：“让你去买你就去买！”声音压得很低，惟恐哥哥听见。
我违心地去买回了一支毛笔和几张大白纸。母亲替哥哥在一旁研墨，哥哥就将大白纸铺在床上写起来。哥哥从初中至大学一直未间断练书法，还获得过高中书法比赛的名次，字是写得很漂亮的。哥哥写一句，我念给母亲听一句。母亲越听越高兴，后来就高兴得哭了，因为哥哥写的词句都非常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