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报写完，哥哥署上姓名，对我说：“二弟，你替我贴到市里去吧！”
我说：“不去！”
哥哥问道：“你为什么不去？你对我参加文化大革命究竟抱什么态度？！”
母亲慌了，将我推出屋去。
我在外屋听见她与哥哥商量：“儿呀，妈看还是贴在家里吧！贴在家里好，别人来了，就知道咱们全家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了！”
又听见哥哥说了一个字：“行！”
母亲也走到外屋，打开粮食箱子，从面口袋里抓了一把面放在一只小铝盆里，烧起糨糊来。
母亲烧好了糨糊，将那张大字报贴在了墙上。
刚贴好，街道主任来了，说：“老梁家，下午在你们院开全居民组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表忠心的会，你老头子是正牌工人阶级，你是几代贫下中农出身，你必须得带头发言呢！”
母亲急急地说：“不成，不成，我一个家庭妇女，又是个文盲，活这么大岁数也没在什么会上发过言，岂不是作践我吗？”
“家庭妇女就不批判资产阶级啦？文盲就不批判资产阶级啦？……”街道主任严肃着一张脑门上拔出三个火印子的脸质问，发现我的哥哥正虎视耽耽地瞪着她，不禁吃一惊，往后退了一步。
“打倒黑帮！”哥哥猛地大声说了一句。
“对，对！黑帮嘛……当然是要打倒的……一个也不留！”街道主任一边谨慎地往母亲身后躲，一边讨好地讪笑着。
“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哥哥又来一句。
“是的，是的……”街道主任一迭声地附和。
母亲却说：“主任您听，我大儿子的病好了，我大儿子说的不是句句明白吗？”
“明白着呢，明白着呢！”街道主任这才胆壮了些，一眼见到那张大字报，问我：“你写的？”
不待我回答，母亲抢着说：“是我大儿子写的，他也要参加文化大革命呢！”
街道主任看了一会儿，双手就啪地拍了一下，对母亲表示祝贺：“这可真是大喜呀！写的好着呢！干吗不贴到院子里呀？贴到院子里嘛！让你们全院人家都署上名，开会的时候也算有阶级斗争的气氛！我正犯愁哪儿去找这么一张大字报呢！字写得多秀溜哇！”
“革命无罪！批判资产阶级有功！”哥哥两眼又闪耀出特异的光芒。
“有功，有功！有大功呢！”街道主任居然斗胆走近哥哥，想拍哥哥的肩，她身材矮，够不着哥哥的肩，只好在哥哥胸口拍了几下：“真是工人阶级家庭的大学生，今后就在咱们居民委员会参加文化大革命吧，还正缺你这么个能写的人哪！”转而对母亲又说了一句：“这可真是大喜呀！”不知她是因物色到了一个能写大字报的人而喜，还是因哥哥的病“好了”替母亲而喜。
母亲完完全全从后一种可能理解她的话，说：“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呗！”有外人支持母亲认为哥哥的病“好了”的判断，母亲感到那么欣慰。
我暗想：哥哥的病果真好了，毛主席我给您老人家磕三万个响头！一辈子感激您老人家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
街道主任离开我家时，叮咛母亲：“千万别忘了把大字报贴到院里去呀！全院人家都得署上名，就告诉他们是我亲自部署的！”
小小一个街道主任也竟敢妄用“部署”二字！我认为她简直冒天下之大不韪，亵渎了毛主席他老人家！
我无心对她的亵渎行为问罪，放她去了。
街道主任“亲自部署”的事，母亲只有“坚决照办”的份儿。
我极其违心地帮母亲将大字报贴到了马家煤棚的门上，母亲就挨家挨户叫邻居女人们出来署名。
女人们非常乐意地也“照办”了。署的却不是她们自己的名，而是遵循习惯署户主──她们的丈夫的名。
哥哥从家里出来了，眈眈地注视着她们的“革命”行动。
男人们中只有吴叔这个“流氓无产阶级”在家，他赞扬地对母亲说：“我大侄子回来得真赶趟，回来就给咱们‘四好’院争了一大光！”
哥哥猛地又是一句严峻得令人惊慌万状的话：“你站在哪一边儿？！”
吴叔顿时一怔，半晌才呐呐地说：“我……我站在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边啊！”瞧瞧这个女人，瞧瞧那个女人，又补充了一句。“难道我还能站在黑帮一边吗？”抬手一指他那收破烂的手推车：“大家看嘛！”
装满破烂还末及卸下的手推车上，右边写着：誓与黑帮不两立！左边写着：誓与毛主席不二心！
“两个口号，哪个写右边，哪个写左边，我都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不是随随便便写的！”吴叔他感到受了极大的诬蔑。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哥哥冷冷地又向他“进攻”。
“这……这……大侄子，这话是从何说起呀！……”吴叔异常狼狈。
“哥，你回家去！”我往家里推哥哥。
卢婶往家里拽吴叔：“你认哪份真啊！他的一句话就能把你打成黑帮呀！”
吴叔挣着胳膊嚷嚷：“我是不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全院人得给我做主！”
女人们齐声说：“是，是，我们心里有数！”
母亲也赔着笑脸对他说：“你是的，你是的，要是谁来调查，咱们全院的人都给你打证言！”
我将哥哥锁在家里后，走到吴叔家去替哥哥道歉。
吴叔冤枉地嘟哝：“也怪了，他怎么单瞅着我眼眶子发青啊！”
我说：“兴许因为上次送他住院时，是吴叔你帮忙捆他的吧？”
吴叔说：“下次再送他住院，我可不帮忙啦！他要是久记着我的仇，我在他眼里不成了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了哇！”
母亲说：“他吴叔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他那都是些一半明白一半糊涂的话……”母亲对哥哥的病情所抱的盲目乐观，受到了挫折，神色不免忧郁起来。
“老梁家的，老梁家的你出来！……”院里忽然又传来了街道主任风风火火的叫声。
“来啦，来啦……”母亲慌慌张张地抽身离开了卢家，我不晓得街道主任的叫声为何哪般带着股怒气，赶紧跟随出去。
街道主任一见母亲，跺了下脚吵吵嚷嚷地说：“你呀，你呀，你是咋着落实我的指示的呀？”
母亲一片糊涂，赔着小心问：“主任我做错啥事啦？”
“你还问我呢！”街道主任指着大字报说：“怎么都是男人们的名啊？我一个部署不周到，你们就行动上有差错！领导你们这些女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可真是操不完的心啊！”
院里的女人们也都闻声从各家走了出来，一个个神色不安地或瞅着街道主任，或瞅着我的母亲。
姜婶上前替我的母亲向街道主任解释：“以前这事儿那事儿不都是户主的名字才有效吗？我们是按照以前的惯例做的呀！”
“以前？以前都是些什么事儿？统计人口，发购买票儿，能和参加政治运动一样？你们的丈夫能代替得了你们自己向毛主席表忠心吗？一个户主能代替得了一家子的政治立场吗？丈夫代替不了老婆，父亲代替不了孩子，谁也代替不了谁。咱们要召开的是家庭妇女们专门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表忠心的会，公社书记还要来讲话，快找半张纸把那些个男人的名字都盖了，重写上你们自己的名字！”街道主任侃侃地说了一大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