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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父亲坐在堂屋楼梯边小板凳上抽叶子烟，烟杆是竹子做的，烟叶是最次的便宜货，味难闻，很呛人。我把头偏向一旁，避开漫散开来的烟。我没见过父亲 在早晨吃过东西，最多抽一杆烟，他说，他不饿。我小时真以为如此，长大一些才明白，父亲不吃早饭，并不是不饿，而是在饥饿时期养成的习惯，省着一口饭，让 我们这些孩子吃。到粮食算够吃时，他不吃早饭的习惯，却无法改了，吃了胃不舒服。
父亲停止抽烟，从衣袋里摸出一张崭新的票子，是五角钱。票子中间一道新折，四角方正。他看看堂屋四周，见没人注意，便迅速地把五角钱的票子塞到我手里。
我一下未反应过来，不知父亲为什么这么鬼鬼祟祟地给我钱。
拿着钱，我一步步顺着楼梯上阁楼。白日的光照射下阁楼异常陌生，隔在两张床间的布帘半拉开，四姐和德华都不在了，被单和枕头歪斜，破竹片伸出来。我任书本从膝盖滑下地板，坐在自己的床边。云影一遮住山坡，阁楼里光线马上变得很阴暗。
母亲的声音从楼下屋子传来，她是在和父亲说：又要去江边了，才没隔多久，不知啷个搞的，又一背篓脏衣服？
我盯着手里崭新的五角钱，听着母亲的脚步声朝院门方向走去，我突然明白过来，今天不就是9 月21日，我的十八岁生日吗？难怪父亲破天荒地悄悄给我五角钱。
母亲，她应当记得我的生日，可她没有，昨天也没提起，她不象要给我过生日的样子，自个儿朝江边洗衣服去了，连叫上我的想法都没有。
母亲从没给我过生日，那是以前，可这是十八岁生日，她比我更明白十八岁对一个姑娘意味着什么。母亲对我是有意绕开？不，她根本就忘得彻彻底底。她记得又能怎么样？只要是我的事，她总不屑于记在心。
我下了楼，有意不和父亲打招呼，就出了院子。
爬上中学街坡顶，经过小学宿舍院子，那儿经常坐着站着几个退了休的教师，抱孙子外孙，看过路人。一个满头花 白的老 太太叫住我，说遇到过我大姐。
好象不止一个人。老太太说，我大姐肩上挎了个旅行包，和一个矮个胖胖的女的在一起。人多，她说她未能叫住大姐。
我终于盼到大姐回来了。
但往前走了没一段路，我想，大姐从外地回重庆了，怎么不回家呢？她不是那种喜欢把事搞得神神秘秘的人。我不太信老太太的话，她准是看错人了。
我朝石桥走去，各样各式的人拥挤着。这是个星期天，又未下雨，天气又不热，仿佛远近的人都赶集来了。农民挑着蔬菜，还有各式各样可以换钱的东 西，早已扎断了区政府规定可摆摊的二条街。吆喝声论价声苍蝇嗡嗡声混杂一片。一个小贩坐在长条木凳上，正在从竹篓里抓鲜活的青蛙，当脖胫一刀，熟练地一把 剥掉皮，掏掉内脏，露出白嫩的尚在抽搐的四肢。他的手和塑料围裙一样血迹斑斑，脚下黑黑红红的肠肝肚肺、绿色的皮扔得四处皆是，盆子里有宰剥完毕的青蛙， 横竖堆压着相连的大腿小腿，血水依着乱石堆成的街墙流淌。
我下了一排石级，绕开拥挤不堪的路段。但人还是很多，一家一家，大人牵着小孩，有说有笑，亲亲热热。邮局，电影院，茶馆，没有一个地方人少。
买个什么样东西，给自己过生日？我继续走在人群中，不知不觉经过照相馆。五角钱在我和父亲眼里值个数，但照个最低价的单人标准相都不够，橱窗里 已经换掉举着语录戴着像章男女的形象，挂出了烫头发穿裙子作出姿态的女人的笑容。对面是药店，旁边是百货商店，我几步走了进去。
从一个柜台到另一个柜台，看不出哪样东西既是我要的，又是我能买的。化妆品有了种种新鲜玩意：口红、胭脂、眉笔。我买不起，它们和“美容”二字联系在一起，我不明白这二字有什么用。
我直接上了顶楼，站在那儿可望得很远：长江对岸，江北青草坝，江北造船厂及古塔；往东能看到石桥广场。石桥广场在我的视线下，并不象走进去那么 庞大，它一边靠菜市场，一边是小块相间的农田，另外二边是肮脏巨大无面目的建筑物：铁器加工厂、关押政治犯和长刑期重犯的省二监狱。
石桥广场原先只是一个较宽敝的空地，本地人乱堆垃圾、废砖，就无法种菜了。
我还在读初二初三时，每周得停课二天，义务劳动，从江边挑沙子来填平大大小小烂坑，扩展成一个象模象样的广场。所有的小学中学生都得跟当地的成年人一样劳动，下有定额，我每次都是战战兢兢地完成规定的数额。
石桥广场最光彩的时刻，是开本地区的公审大会，临时用木板搭起的台上架着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旗帜和横幅竖幅标语飘舞在四周。公审会后，荷枪实 弹的公安人员，押着犯人上卡车。犯人一律剃光头，五花大绑，脑袋被按下，脖胫上挂着重重的大木牌，写着“杀人犯”、“强奸犯”、“反革命犯”、“贪污 犯”、“抢劫犯”，还有我不明白的“鸡奸犯”，第二行是犯人的名字，划着大红×。卡车在南岸地区主要街道缓慢行驶，游街示众。没几年前，枪毙人就在广场土 坎上执行，示众效果好，但场面喧闹激动，开枪的人和挨枪的人偶尔会出差错，打不中要害处，犯人乱嚷乱吼有辱伟大领袖。有一次有个犯人脑袋打碎，身体还朝观 众奔了好一段，好些人吓昏过去。甚至还发生过犯人挣脱捆绑，在杀场上忘命逃跑的事。此后，最后一幕毙人就改在无法奔逃的山沟里进行。
连我也险些在这个广场送了一条命。初中要毕业那一年，开公审大会，审判文革中得意过了头的造反派，都是年纪轻轻的人，罪名被称作“打砸抢分 子”。在派性武斗时枪炮打死人，血债要用血来还。开公审大会时，学生由老师带来受教育。起码有万人挤在这个叫广场的地方，连墙上也坐满了人。那天阳光普 照，陡然响起炸雷，闪电交错，几秒钟不到，下起大雨，正是宣判死刑即将执行枪决的时刻。公安人员不让人撤离，大雨淋得每个人象落汤鸡，没人敢动。突然，靠 马路那头的墙倾坍，随着墙土倒下十多人。即刻全场炸了窝，神经绷得紧紧的人，从倒塌的墙、从倒下的人身上往外扑逃。我害怕得悚悚抖，躲在一边不敢动。身后 的人，尖叫着从这缺口往外涌，互相践踏。会场大喇叭叫大家镇静也没用，警车，救护车乱成一团。
“不该砍脑壳的砍了脑壳，敲了沙罐，挨了枪子，老天爷不容，要人陪着死啊！”说这话的是个蹲馆子煤灰坑的乞丐，当天就被人告发，抓走了。
那天我一身是泥水回家，路上老看到三三两两的人，依着墙角挤着眼睛，鬼祟地咬着耳朵。
5
有一年长江涨大水，又下暴雨，石桥马路和街巷全是水。暴雨和大水把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卷走了，雨水把石阶洗得那个白净，直让人想躺在上面睡个好觉。可是一看江里，全变了样：茅草篷，木盆，整棵树，有时淌过一个身体，不知是猪狗还是人。
不少人划着自制的木筏，到江上拈自己想要的。最让人羡慕的是从死人手腕抹下手表，手表在那时很值钱，这不是偷抢：死人用不着手表。野猫溪正巷有 个漆匠，是个胖子，两天抹了五支手表戴在手臂上，走街窜小巷的炫耀。被公安局铐走了。他一路哭骂，说他没有象那些扒手，扒完后把人打晕往江里推。
那场罕见的暴雨把一些摇晃的房子，连同家俱和垃圾都冲走了，水馆子这个吊脚楼却奇迹般挺住，三天后水退尽，墙上留有点点霉斑，又开始营业。自那 场暴雨后，水馆子蒸出的肉包煎出的锅贴饺子，香味漫过几条街。有人说，是水馆子店主的老爹使的法，他在峨嵋山学过道术，他发的功，落在包子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