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小声点行不行？”父亲正色道：“六六买的包子，她都舍不得吃，你不吃就算了，让她也不敢吃，还尽扯些无根无据的事做啥子？”父亲跨出门槛，到堂屋去了。
母亲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小声点，小声点，犯得着吗？反正我老了，不怕。”房间里没有父亲，母亲的声音降了下来。
我盯着柜上装有包子的土碗，那饥饿年代的传说，在我出生之前，我用不着害怕，但我的生日就变得没意思极了。我从母亲旁边擦身走过，拉开五抽柜左边第一个抽屉。
“你在找啥子？”母亲注意到我毛手毛脚。
“信。”我手不停，翻捡针线盒，剪刀，钮扣，梳子，恨不得把整个抽屉端出来，倒在地上翻个通快。“大姐的信呢？”我问。
母亲说不在那里。她扳起枕头摸摸，一支小巧的口琴从枕头里滑出。我伸手去拿，母亲一把挡开，样子不是很凶，而是有点出乎我意外。母亲怎会有这东 西？看上去是什么心肝宝贝似的，而且她犯不着对我如此。我从小没有玩过任何乐器，不管哪件乐器都不会，玩具，也只玩过一个母亲手做的布娃娃。
“哦，我忘了，肯定早晨洗衣服给洗掉了。”
母亲说，她好象在掩盖什么事。我想她是故意的，并且不让我看大姐的信。大姐一定告诉母亲一些事，母亲生气，当即就把信撕了。
“我不相信，”我说。
“你今天吃了火药，老跟我顶嘴？”
“大姐已经回来了，今天早上有人看见的。”
“看见就看见的，她爱回哪回哪去，只要别迈进我这个门槛，我就谢天谢地了，”母亲的脸垮下来，一听说大姐回来，母亲全没了平日盼望的劲。
母亲又开始骂大姐是个惹事祸害虫，不争气，从不听她的话。跳楼，退学，嫁人，哪一样事大姐问过她？要不也不会落到今天这步。“六六，”母亲看着我，“你小小年纪也不听妈的。”
我说，“我哪点不听你的？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孩，起码，我连选举权被选举权都有了。”这话丝毫没能达到提示母亲-今天是我生日，反而使她情绪更坏。
“哟，还知道选举权？”母亲用嘲笑的腔调说：“谁要我就给他，哪年选举不是服从规定就一个格子划圈？教训我们：字都认不得，还要民主？”
我几乎要叫起来：妈妈，今天是我生日，你怎么会记不得？
潜意识中，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生日不是一串数字中的一个，而是一溜儿不准逆转的念珠中最特殊的一个，数过去，就会触到许多不可知的禁忌。我本能 地恐慌起来，想哀求母亲抓紧我。这根维系着我和命运之间的绳子，是个定时炸弹的导火线，在一点点闪出幽蓝的火花，我感觉我已经准备跨出这一步，今天，就在 这刻，我必须向母亲点明。
我走到门槛边，身体靠住木门。木门在半闭半合中承受我身体的重量，悠慢地吱咯响。我索性把门关严，我内心怕得要命，费了好大劲才稳住自己。然后，直撞进题目中去：“你女儿即使被人划了脸盘子、镪水泼毁了容、强奸杀死了，你也不会哭第二声。”
“啥子意思？”母亲厉声问。
“有个男的总跟着我。”
母亲忽地一下站起，走过来，她用手摸我额头上沁出的汗珠，“有这种事？”她盯着我的眼睛。
我故意扭过脸去说：“我在撒谎，你就这样想好了。”
“我就晓得你这个人。你不搞得我不舒服，就要搞得自己不舒服，”她嘴里这么说着，眼睛还是没离开我身上，忽然她推开我，拉开门冲了出去。
大约十来分钟，母亲回来了，喘着气，对坐在桌旁的我说：“我就晓得你在撒谎，啥子人也没有嘛。”她喘定了气，接着问：“这男的象啥样子？有多久了？你啷个不早给妈说？”
看到母亲是真着急了，我也害怕起来：“好久了…不止一次。”
我说那跟踪我的人既不是棒小青头，也不是口水涎涎的骚老头，是比这两种人都还危险的一个中年人。我没正正面面看清过，要看清了，也不值得给你说了。我最后一句话，是有意气母亲的。
啪地一声，母亲把房间里的电灯关了，火气旺旺地吼道：“去，去，滚到阁楼上去。”
我一步跨出房间，把房门摔上。
我在堂屋站了一会儿，蹩着气上了阁楼。
2
想着母亲一个人坐在暗淡的楼下屋子里，我拿着书本，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不知她心里在翻腾些什么。我伸过手去按单放机的键，它象一个小搓衣板，是四姐和德华几个月省吃俭用买的最便宜货。我们走路都异常小心，怕碰翻桌子摔坏了这个全家共享的宝物。
“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说吧，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今宵离别后， 何日 君再来。”
这首半个世纪前在这座山城被唱得烂熟俗气的歌，有三十年之久是绝对黄色的禁歌，直到这一二年才从革命歌曲的重围中又冒了出来，带着古怪的诱惑 味，以前听，多少能使心绪改变些，但这个下午一两点钟，却让我更加焦灼不安，在阁楼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长这么大，我是头一回如此牵挂着母亲，于是我关掉 音乐，下了楼。
母亲不在屋子里。奇怪，她上哪儿了呢？
父亲正蹲在院外空坝上，满手黑糊糊，捏打着煤渣饼团。
父亲若不是特别需要，谁去主动打帮手，他会不高兴。母亲相反，她经常故意不叫，考验我们做儿女的，谁最勤快，谁最与她贴心。
院里院外都没母亲的影，找不到她，我回到堂屋，在门槛前楞着，有人在我身后叫：“六六。”
我顺声回头，是大姐，她手扶我家的门。
我早上遇到的老太太说的事是真的，大姐真是回重庆来了。我这么一走神，就听见大姐不耐烦地喊：“六六，你耳朵聋了？”
3
大姐用水洗过脸，“啷个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她边问，边拉开五抽柜抽屉，取出一把断了齿的木梳，又找到四姐用的一个小圆镜。她吹了吹上面的灰，对着小镜子梳一头乱糟糟刚烫过的头发。
我半年多未看到她，她没大变化，脸圆了一点，身子丰腴了一些，眼珠比以前更灵动跳跃。
“爸爸不在家吗，我不在家，怎么说没人？”
“哟，说不得了，”大姐脸上有了笑容说，“么妹，你书比我读得多。”
我忘了母亲不愿拿给我看她的信。我的心思不在上面。“我没一样事顺心，”大姐说着，接下来她必定又是她那套离婚经，该怎么办？
我赶紧接过她的话，说：我知道你早就回来了，何必搞得怪里怪气的？
她笑着说，她就是不先回这个家。她到以前一起下乡的朋友家去串门，就是要让母亲晓得了不舒服。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哦，妈呢？啷个不见她？”
她的问题正是我的问题。我说中午母亲还在，后来我下楼母亲就不知到哪儿去了。
大姐酸溜溜地说，不管妈，妈准是过河去城中心看二姐，妈心疼二姐，心里没有我们这几个儿女。二姐运气比我们哪个都好，读的师范，1969年上山 下乡，师范学校的学生可以不去，免了受当知青的罪。分配时二个有门路的人互斗，僵持不下，让她这种本应分到乡村小学的人拾了个便宜，分到城中心的小学，摇 身一变成了城中心人。生了个儿子，又生个儿子，丈夫对她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