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过身，盯着大姐，劈头盖脑就说：“你们有事瞒着我！大姐，你得告诉我！”
她没听到似地，急急往下走。我跟着她，不肯落下一步。没有房和树遮挡的江面，有两个人在江里游泳，嘉陵江水较清，与浓黄的长江的水在朝天门汇合，中间象有条弯扭的线分开两江水，在我们这山坡前，就全是长江的浓黄湍急了。我又重复了一句。
“告诉你啥子？”大姐不当一回事地说，“你刚才可许过愿的，说今天是我生日，你啥子事都愿为我做！”
大姐朝我的背就是一下，问：“你今天是怎么啦？”她的手真重，我忍住了痛，没说话，等她说话。她嘻里哈哈一阵笑，“我许了愿，就当然照办。但你 太正二八经了，好说好商量。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和我就这样走走，看看船，望望风景不好吗。如果你愿意，我就陪你过江去城里玩，看场电影。”
“我是认真的，你得告诉我！”我不理她的茬，同时，我感到绝望。一声高于一声江上的汽笛相互交错，聚集在我眼前的空中。不止是这个下午，但就这 个下午，我的感觉是如此强烈。在我听来，每艘船的汽笛都是不一样的，仿佛上面附有一个灵魂，在诉说自己的命运，象带着尖刃，直逼胸口，令我不寒而栗。于 是，我冲着大姐喊叫起来：“你是知道的，对不对？你们一直都不想让我知道一丁点，你们一直都在骗我。不管怎么样，大姐，你得告诉我！”
大姐无动于衷笑咪咪看着我。我的喊叫变成了哀求，声音低得只有我和她二人听得见。
大姐收起笑容，说：“好吧，你想知道什么？”
“到底为什么父亲会视力如此衰退，在我生下后，就不得不提前病休回家？我决不相信那种说法。”
大姐问我，哪种说法？
我说，父亲单位劳资科说是“梅毒后遗症”，还有院子里的人也含沙射影地骂过。
“哪个杂皮、梭叶子、烂娼妇敢乱说！”大姐吼了起来。
我赶紧掩住她的嘴，我们离住房区并不太远，她这样大声嚷，会有人听见。大姐狠骂着，转头奔下又湿又滑的石阶小道，道旁的垃圾臭得熏人，鼻子难受。她忽然闪进一个暗黑的山岩洼口，扑地跪下，朝石壁磕头。
“你也来给菩萨磕三个头！”她吼我。
“这是什么菩萨？”我犹犹豫豫走进黑暗中。
“江边百衣观音，”她说，“文化大革命中砸烂，你没见过。最近刚由行佛事的善人修起来。快让观音保佑全家。”
难得大姐提到全家福佑，我只好朝幽暗的石壁拜了几拜。大姐又摸到潮湿的石壁下，捧了一掌水，低头喝了下去。她让我去喝。我想起我们院子墙后从坡 上无数家流下来腥臭的阳沟水，连声说“不”。大姐弯下身，又捧了一掌，送到我嘴边，水从她手指缝滴漏着，“菩萨水，香的，治百病。”她认真而强硬地说。
我张开嘴，只得顺从地喝下去，果真是清凉的泉水。“好了，”我说，“大姐，你也弯酸磨蹭够了，现在该可以开始说了吧？”
“说什么？”大姐却反问我。
倒给她问准了。我想知道什么？我想知道一切，但我怎么知道大姐知道什么？
等了一会，大姐说：“好吧，我讲给你听，关于我的身世，我只知道我的身世，其它事我可不知道。你还得答应我，保守我的秘密。”
我们在礁石边坐下，面朝着翻卷出一片漩涡的急湍江水。
第六章
1
母亲是乘船到重庆来的，大姐说，她是逃婚，她是个乡下逃婚出来的女子，溜进这个巨大的城市，想叫家人再也找不到。
那天雾浓浓稠稠，一片片的，象破烂的棉絮。“到重庆了！”有好些人站在船舷吼叫。
从臭熏熏让人作呕挤嚷的底舱钻出来，母亲走上甲板，吸了一口江上的新鲜空气。岸上依山而建奇形怪状的房子，古城墙下石梯一坡接一坡。越离趸船 近，越看得真切。码头上挤压着接客送客的人：男的西服，礼帽，女的旗袍，高跟皮鞋，烫发，手拿扁担绳子的脚夫，抬滑杆的，兜售叫卖的小贩，带枪的警察。这 一切都太新奇了，她一时忘了为什么到这地方来。
那是1943年，严冬尚未结束之时，雾很浓，雾却是安全的信号，狂轰烂炸的日本飞机，要到雾期结束的五月才会再次让这城市震动。这城市当时是国 民党政府临时首府，抗战大后方，许多医院、大学、工厂、公司，包括牲畜也都迁移到此，依靠长江天然的河运交通，依靠四周层层叠叠山之屏障，这个又脏又潮的 城市忽然一时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几天前母亲从家里跳窗逃出，忍着腰痛，趁着拂晓雾霭笼罩，走山路，一刻不敢停，亲戚家没人会收留她。鸡叫了，天色变亮。跟上一伙上县城卖竹席的人，她手里只有从家中抱走的唯一的陪嫁物：一床麻纱蚊帐，大片白色中飞有几只墨蓝的乌。
当晚，母亲随着十来个少女上了沿长江开上来的客轮。
她们在铁板的底舱，大统铺。她们的家乡忠县不过是一个小码头。十余个少女和二个招工女贩子，挤着挨着睡在吵闹的底舱里。二个女贩子睡在最外边，怕这些少女进纱厂前出意外。
听着江水拍打着船哗啦响的声音，少女们愁眉苦脸。轮船凄厉的一声长鸣离岸时，几乎所有的少女都哭了。但母亲却不知道，她早就傻楞楞地睡着了，她睡得很幸福，象一辈子没睡过觉似地困，身体缩成一团，甚至都没有换个姿式，翻个身。
2
母亲从纱厂下班后，看到的是一个并不可爱的城市。春天来临，离雾期结束还有一段平安日子。雾气慢悠悠地在这座城市飘移，在山脊线上结成浓云，山 脊以北的上半城朦朦胧胧，山脊以南的下半城若有若无。街道凌乱狭小，弯曲起伏，贫民区的码头与沿江坡地区，吊脚楼一边靠道路一边靠崖，象一群攀附在山坡上 的灰色蜥蜴。
大姐说的事发生在三十七年前，但我并不陌生，这个城市的工人住宅区，半个世纪以来，恐怕没什么不同，今日的房子只比那时更挤。
这座城市令人战栗，有股让人弄不清的困惑，时时隐含着危险和埋藏着什么秘密。重庆男人走到街上，无论他装束什么样，你都无法猜出他的身份。他可 能是地痞，也可能是正人君子；可能是特务，也可能是顺民；既可能是暴乱分子，也可能是秘密警察，袍哥，学者，赌徒，官员，或是戏子，二流子，或是扒手。重 庆女人也一样，无法以她的打扮举止而定她是良家妇女，还是荡妇，野鸡。不管什么人，都有点潮湿湿的鬼祟气，也有点萎靡的颓丧感。
时间很快到了1945年，虽然这时，几乎没有了人们熟悉的警报声和奔逃凄厉的尖叫声，人们也忘了抬头仰望天空，不再关心有否日本飞机的小黑点， 防空洞开始门庭冷落，这个城市渐渐充满战争胜利的喜庆。巨大的历史转机，与这个年仅十八岁的做工妹本没有多大的相干。但命运却让她看到尚在田里耕作的父母 兄弟、她同龄的乡村少女永远看不到的东西。
大姐坐着的礁石面上有许多蜂窝似的蚀坑，与我肩挨肩，说的事却离我越来越远。远程的大客轮驶近朝天门码头，拉响汽笛，听来象个廉价雇来的吹打队 在奏丧曲。太阳退到对岸江北，一层淡淡的红晕浮于山头。江里零散的几个游泳者，顶着衣裤往自家岸边游。这个城市的历史太喧闹，传入我耳旁的声音极杂乱，单 凭耳朵，很难一字不漏地听清大姐的话，我必须凭我的心去捕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