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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到王妈妈家去,一看到她那革命烈属骄傲的笑容,我就想起阶级斗争展览会,吓得赶紧手捂住嘴。白天一想,夜里就添恶梦。

倒掉铁锅里的洗碗水,我把铁锅往木板墙上的钉子上一挂,拿起筷勺,端起一摞碗,赶快离开厨房。王妈妈怕么儿,她只不过借机发泄几句,几句之后就 会转移目标。果然,我刚经过堂屋左侧楼梯,还未跨进我家门,就听到她骂起来:“电灯这么早就拉亮!天还亮晃晃的,又不是看不到。政府号召要节约一度电一滴 水,这幸福是用鲜血换来的。这个月电费肯定贵到娘心尖尖上去了,”她的声音又伤心,又气粗理壮。

我想复习数学,被那没完没了的声音吵得心烦,就只好到院门外去。天都黑得快垮下来,还说成白天?这电又不是你一个人缴费,每家每户分摊。我心里 这么一咕哝,就马上想起被枪毙的照片,革命反革命,一张张挂满了墙壁。不知为什么,被枪毙的反革命裤子都掉下来,上面是血淋淋白花花的破脑袋,下面是黑糊 糊不知什么东西。说是怕囚犯自杀,怕他们到刑场路上挣扎逃跑,统统没收了裤带。男人的那玩意儿怎么如此丑,而且只要是坏男人,挨了枪子,就会露出那玩意 来?

3

乘凉的人,街沿摆龙门阵的人,全都回屋里去了。我在路灯下,默默地看着功课。眼睛开始打架,书页上字迹逐渐糊涂,扭动起来。我不时留意院门,怕被人插上,又要叫半天门,才会叫开。

我终于坚持不了,便拿起课本,端起小板凳,进院门。掩好重又厚的院门,拉上比粗杠子还长大的插销。院子里很静,白天的喧闹变得象前世的事,此时的寂静让人感到非常不真切。

阁楼门半敝着,我进去后,关上门。秋老虎过后,夜比白日里要低许多度,天窗不时吹进些许风,空气不那么闷热,但也不必盖薄被。我脱掉衣服,换了 件棉质布褂,躺在麦席上,扯过被单搭在身上。忽然布帘那边,四姐和她男朋友德华在床上翻身的声音传入我耳旁,我的瞌睡顿时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四姐睡的那张床,以前是我们家几个女孩挤着睡,正对着阁楼的门。另一张床,靠门口,也就是我这刻睡的床,稍微窄些,过去是我们家二个男孩睡。屋 顶从左墙斜到右墙,那儿最低。布帘在我们长大后才挂上,花色洗得象豆沙,还有一小块亚麻布连接两墙和布帘,放着一个有盖的小尿罐。

布帘那头又响起动静。德华掀开布帘进角落,解小便。他出来后,紧跟着是四姐下床进去。

我就这么闭着眼睛,听着床那边太响的小便声,成人的尿燥气涌过来,我还是未动。直到他俩回到床上躺得没声息了,我才翻了一个身,眼睛对着屋顶的玻璃亮瓦。

我们家从小就居住在这样一个男女混杂的环境里,羞耻心,脸面,文明都是心里在撑着,兄弟姐妹间,都已习以为常。现在我四姐的男朋友,一个非血缘的人挤进我们这间小屋,与我们住在一起,我感到非常不自在。

月光蓝幽幽,从屋顶几小片玻璃亮瓦穿透下来,使阁楼里的漆黑笼罩着一种诡秘的色彩。房顶野猫踩着瓦片碎裂的屋檐,那么重,象是一个人在黑暗中贴 着屋顶行走,窥视瓦片下各家每户的动静。这个破损败落的院子,半夜里会有种种极不舒服的声响。忽然我想起那个跟踪我的男人的身影,他为什么老跟着我,而不 跟别的少女?我头一回因此打了个冷颤。

究竟,究竟为什么我会出生到这个一点没有快乐的世界上?有什么必要来经受人世这么多轻慢、凌辱和苦恼?

我轻轻撩开衣服,这呼吸着的身体,已很羞人地长成了一个女人的样子,有的部位不雅观地凸了出来,在黑夜中象石膏那么惨白。马上就满十八岁了,十 八岁,应该看到生活令人兴奋斑斓的色彩,可我看不到,哪怕一些边角微光的暗示。我绝望地想,我一定得有梦想。现在我什么都不拥有,前面的岁月,不会比现在 更强。我的功课复习似乎走入绝路,越背越记不住那些公式和理论。野猫溪一带几乎没有人考上过大学,怎会轮到我这个从没被人瞧得上眼的女孩身上?我的成绩并 不比别人好,我的将来,和这片山坡上的人一样,注定了挑沙子端尿罐养孩子。

我对自己说,不管怎么样,我必须怀有梦想,就是抓住一个不可能的梦想也行。不然,我这辈子就完了,年岁越大,就越会成为一个辛苦地混混一生的女人。

4

一早父亲坐在堂屋楼梯边小板凳上抽叶子烟,烟杆是竹子做的,烟叶是最次的便宜货,味难闻,很呛人。我把头偏向一旁,避开漫散开来的烟。我没见过父亲 在早晨吃过东西,最多抽一杆烟,他说,他不饿。我小时真以为如此,长大一些才明白,父亲不吃早饭,并不是不饿,而是在饥饿时期养成的习惯,省着一口饭,让 我们这些孩子吃。到粮食算够吃时,他不吃早饭的习惯,却无法改了,吃了胃不舒服。

父亲停止抽烟,从衣袋里摸出一张崭新的票子,是五角钱。票子中间一道新折,四角方正。他看看堂屋四周,见没人注意,便迅速地把五角钱的票子塞到我手里。

我一下未反应过来,不知父亲为什么这么鬼鬼祟祟地给我钱。

拿着钱,我一步步顺着楼梯上阁楼。白日的光照射下阁楼异常陌生,隔在两张床间的布帘半拉开,四姐和德华都不在了,被单和枕头歪斜,破竹片伸出来。我任书本从膝盖滑下地板,坐在自己的床边。云影一遮住山坡,阁楼里光线马上变得很阴暗。

母亲的声音从楼下屋子传来,她是在和父亲说:又要去江边了,才没隔多久,不知啷个搞的,又一背篓脏衣服?

我盯着手里崭新的五角钱,听着母亲的脚步声朝院门方向走去,我突然明白过来,今天不就是9 月21日,我的十八岁生日吗?难怪父亲破天荒地悄悄给我五角钱。

母亲,她应当记得我的生日,可她没有,昨天也没提起,她不象要给我过生日的样子,自个儿朝江边洗衣服去了,连叫上我的想法都没有。

母亲从没给我过生日,那是以前,可这是十八岁生日,她比我更明白十八岁对一个姑娘意味着什么。母亲对我是有意绕开?不,她根本就忘得彻彻底底。她记得又能怎么样?只要是我的事,她总不屑于记在心。

我下了楼,有意不和父亲打招呼,就出了院子。

爬上中学街坡顶,经过小学宿舍院子,那儿经常坐着站着几个退了休的教师,抱孙子外孙,看过路人。一个满头花 白的老 太太叫住我,说遇到过我大姐。

好象不止一个人。老太太说,我大姐肩上挎了个旅行包,和一个矮个胖胖的女的在一起。人多,她说她未能叫住大姐。

我终于盼到大姐回来了。

但往前走了没一段路,我想,大姐从外地回重庆了,怎么不回家呢?她不是那种喜欢把事搞得神神秘秘的人。我不太信老太太的话,她准是看错人了。

我朝石桥走去,各样各式的人拥挤着。这是个星期天,又未下雨,天气又不热,仿佛远近的人都赶集来了。农民挑着蔬菜,还有各式各样可以换钱的东 西,早已扎断了区政府规定可摆摊的二条街。吆喝声论价声苍蝇嗡嗡声混杂一片。一个小贩坐在长条木凳上,正在从竹篓里抓鲜活的青蛙,当脖胫一刀,熟练地一把 剥掉皮,掏掉内脏,露出白嫩的尚在抽搐的四肢。他的手和塑料围裙一样血迹斑斑,脚下黑黑红红的肠肝肚肺、绿色的皮扔得四处皆是,盆子里有宰剥完毕的青蛙, 横竖堆压着相连的大腿小腿,血水依着乱石堆成的街墙流淌。

我下了一排石级,绕开拥挤不堪的路段。但人还是很多,一家一家,大人牵着小孩,有说有笑,亲亲热热。邮局,电影院,茶馆,没有一个地方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