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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我,母亲才去见一个她肯定很想念但又不能见的人。

2

 应当是我的归属已定之后,他们决定见最后一面。在江对岸新民街那两层楼的木板房,他住楼上靠街的一间。他和她相拥在一起,两人比以前任何一次更难 分难舍。街下是一条马路,过路的人和车,那天象赶集一样多,喧闹无比。有人死,在放鞭炮,哭丧婆在喊天喊地,有队伍敲着锣鼓打着铜钹送喜报,表扬城市的人 “自愿”响应政府号召回到农村去,农村灾荒年后人口大减,缺少劳力种地。他们听不到,他们被彼此的身体牢牢吸住,被彼此的呼吸吞没,赤裸的身体上全是汗 粒。在他们从床上翻滚在地板上时,他们的身体还紧密地连在一起。

那时,我被母亲搁置在哪个角落?

竭尽全力,高潮就是不肯到来,第一次如此放任,第一次不怕有孩子们闯进屋,不担心孩子们半夜突然醒来,第一次没有偷偷摸摸,却如此困难,是他们没想到的。他从她的身体上滚到一边去。她调过脸去看他,眼神好象在说:我们没有其它的路了。

这已经是第几回告别了?母亲记不起来,每一次都是最后,但这次经过他精心安排,趁家人都不在时,却是一点也不成功,他身上余存的浪漫气质,被上法庭之后的种种折难消磨殆尽。这个下午比任何一个下午,过去得迅速。

当他和她踩着满地的爆竹纸屑,照旧是一人在前,一人在后,生怕被人瞧见。穿过一个人没散尽的菜市场,到一家担担面摊去。面摊很避街,在一坡石阶的巷子里。

热腾腾的面条端上来,两人只看碗,盯着面吃。屋里接出路边来的灯,还没远处的路灯亮,两个人的头影投在方桌上。面还未吃一半,她的眼泪如雨珠般往碗里滴落。“姐,别哭,你这样,叫我啷个办?”他说。

“没事,没事,过一阵就好了。”她说。

“女儿交你了,”他说,“你看嘛,你今后说不定还得靠她养老送终,我是没指望的了,法院规定成年前不让我见她。你看你比我有福气,起码得了个孩子,我呢,啥也没有,人财两空,一场空欢喜。”

他想安慰她,殊不知说得很糟糕。她一边忍住眼泪,一边说,“我不是为你哭,别以为我离不开你。”她勉强笑了笑,“离了我,你也能活,我也是,那个小东西,她能活就活吧,看她的命了。我马上就老了,你还这么年轻,找个人安个家。”

她见对方未有反应,忍不住说:“你答应呀,好好过日子,”

他是不哭的,总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这次他做不到了。

识字不多的母亲也知道,忍字,是心上一把刀。为了互相帮助斩断情丝,她不再在塑料厂干活。母亲求另一段的居民委员,被介绍到一个运输班班做零时工,那个运输班班在为山上一家工厂干活,路远,只能一周回家一次。

在这次告别后,小孙也调到江对岸城市另一头,市郊火葬场附近的塑料厂,从小干部撤职变成工人,在车间做下料工,裁石棉板,那工种带毒,没有人愿意干。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吗?我想问母亲。母亲抬着石头,有一次就当着建筑工地上所有的工人号啕大哭起来。

“你抬不动,就别来吃这碗饭!”

“抬累了休息一阵就好了。”

哪样话在母亲耳边都等于白说,她根本未听。她的一身都被汗水湿透,用她的话说,腰带上下的衣服从来没有干过。她一天只吃二顿,肚子饿得咕咕怪 叫,脸上被虫子咬得斑斑红点。她拒绝着听空中隐隐传来的他的声音,他在说他在想她,他要见她,他不能没有她,她也不能没有他。她拒绝听,如果她性格软弱一 些,狠不下心肠,如果她不强迫自己耳朵聋,她就能听到,她会立即扔掉扁担,比任何一个热恋中的女人还要疯狂,不顾一切地冲下山去,冲过江去。

母亲会的,但她更明白,她的生活中没有自行其是的权利,必须对子女负责任。她的头发在脱落,腰围在增大,背在弯,肩上的肉疱在长大,她的脸比她猜测的还飞速地变丑变老,她很快变成了我有记忆后的那个母亲。

这个被母亲用理智撕毁的场面,需要我以后受过许多人生之苦,才能一点一点缝补起来。在当时,我怨母亲,我不愿意理解她。母亲给我讲的一切,没有化解我与她之间长年结下的冰墙。可能内部有些开裂,但墙面还是那么僵硬冰冷。似乎更理由十足,这是我一点也没办法的。

3

这个城市大部分街道是坡坎,不适合骑自行车,也不适合其它车辆,于是历来就有手握一条扁担两根绳子的“捧捧”,站在车站码头主要交通路口,耐心等着人雇用。

除了出大力流汗的挑运捧捧,这城市也有不少闲人,于是也就有了茶馆。差不多每个地段便有一个,主要大街上能数出好几家老字号的茶馆。泡茶馆的人 并非一律老人男人,半大小孩也有。人一进茶馆,一壶热茶暖融融,便有了几分生机,嗑嗑瓜子剥剥花生,与人天南地北地瞎聊一阵,磨蹭够了,伸伸懒腰,拿起自 个烟袋,慢悠悠走着,是一种享受。重庆人再穷,也要想办法弄几个辣椒来吃,吃得满嘴满脸红涨,这点享受,是对命运的不服气,是一种自我伤感的放纵。

在上半城一个临街口的茶馆,我和母亲隔着方桌相对坐在长条凳上。没两分钟,盖碗茶还未送来,一个瘦瘦的中年人,逆着光从门口走进,个子较高,但 背有点佝偻,对直朝我们坐的桌子走过来,在我和母亲间的位置坐下。我警觉地看着他,心跳得眼睛几乎看不清了。他虽然刮过胡子,衬衣干净,外面套了件颜色快 褪尽的中山装,也掩不住一脸的沧桑。不用辩认,就是那个总跟在我身后,偷偷盯着我的人。

他眼中出现了笑意,大概希望我喊他一声爸爸。我喊不出来,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脸通红。母亲没有看我,她臃肿的身子微微偏了偏,让伙计提着长嘴壶,站得远远的,准确无误地往装了茶叶的盖碗里冲滚烫的水,她把三碗茶一一盖好。

三人谁也未开口说话,他看着母亲,母亲看着他,只几秒钟,母亲就站了起来,说她得出去一会。他没有动,他的目光跟着又老又难看的母亲,那目光是 我从未见过的,又湿又热,家里那个父亲从未用如此的目光看过母亲。母亲走了后,他的神色反而放松了,在我面前不象刚进来时那么呆板,不自然,不知不觉之 中,他的面容活了起来。

茶馆里有人开着半导体收音机,正放着川剧,象是《秋江》,那个古代女子,坐在过河船上,心急火燎地追赶意中人。街上一个穿喇叭裤烫卷卷头的小流 氓,赖皮地提着三洋走过门口,轻轻飘飘的港台流行歌曲,与牵肠裂心裂肺的一声声呼喊般的川音高腔互不相让。靠门边的一桌,四个人边喝茶边打长条牌。

我朝门口看第二下时,他说,“你妈妈不会回来了。”

我没理他,仍朝门口看。

结果我们一口茶也未喝,就出了茶馆。从街上跨出来,就是大马路。他把我带进一家百货商店,径直到布料柜台。他把我的心思揣摸得很准,他明白,即 使问我,我也不肯回答。他选了一种蓝花的卡几棉布,那是母亲最喜欢的颜色。他把布塞到我手里,说我穿得太旧,叫我去缝一件新衣。我穿的是四姐的一件算不上 衬衫也算不上外套的衣服,没式样没花案。不过他自己穿得也比我好不了多少。拿着花布,我连句谢谢也没说。我扫了他一眼,他眼里没有了笑意,不知为什么,有 些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