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再一次流出了眼泪，我跟他们紧紧拥抱，说着鼓励安慰的话，又嘱咐李方将我刚给的钱尽快存到银行里，然后带着狗离开了李家。
不知什么时候已下过了雨。现在雨停了，几缕太阳光穿过云层照在湿漉漉的街面上，空气里充满了春天特有的湿度与莫名其妙的香气。我拿着张酒店前台送的地图，在街上放松而随意地走着。
这座古城像中国其他城市一样正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快速向前跨进，新出现的那部分城市景观与旧的部分参差交错在一起，有些芜杂无序，像一杯打乱的鸡尾酒。但也正是在这种杂乱无序中，蕴藏着不可预测的巨大活力、雄心与意志。
街上有不少吵吵闹闹的游客，操着不同的方言，成群结队地从街的这边走到那边，不时地拿相机咔嚓咔嚓地拍一气。
这时手机突然响了，我一阵狂喜，急急忙忙地在手袋里翻找。我往往需要两分钟才能找到手机，这次更糟，手抖得厉害，怎么都找不到。露风禅在一旁又跳又晃脑地，好像在笑我激动成这样子。
终于找到手机，一看未接号码，是我的服饰店经理李阿姨打过来的。想了想，还是打回去。李阿姨听到我的声音显然很兴奋，“wei小姐，你还好吗？”她首先问候我。
“我还好。”我说，在旅途上听到熟悉的人的声音是种温暖，算起来，她与我母亲差不多年纪。
然后李阿姨兴高采烈地跟我说，店里的设计师同时也是我的朋友-阿sa刚刚在东京的比赛中得了亚洲最佳青年设计师第一名。我们店里销售的所有她的设计是不是该相应地提升一下价格？
这个意外的消息并没有让我像她一样雀跃，尽管在心里我为好友多年的梦想成为现实而感到骄傲。“阿姨你看着办吧，我走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店里的事这些天由你全权处理吗？”我说。对在店里兢兢业业地做了几年的她，我放心得很。
然后她又问我大约什么时候能回上海，我叹了口气，说还不知道。
“wei小姐，一路上小心照顾好自己啊，有什么事随时打电话回来，别让我们担心。-噢，对了，阿sa听说你不在店里就问你在哪里，我们实话跟她讲了你在往西边去，现在她人还在东京，但可能随时会跟您电话联系的。”
“知道了阿姨，谢谢你。”我跟她道别，挂了电话，继续慢慢地走在一个陌生城市的街道上。周边陌生的景色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我只是个匆匆过客，一路上马不停蹄地赶路似乎是只为了一个目的：把我深爱着的男朋友-哲找回来，让他回到我的身边。
而刚才与李阿姨的通话将我重新拉回了上海我所熟悉的一切，我的服饰店，我的家，我的朋友。我将自己从沉思默想中拔出来，用两只手擦擦脸，试图振奋起来，然后转头召唤了身后的狗一声，大步朝不远处的酒店走去。
六 车祸
夜色如墨一样在四周洇散开去，我们坐在一辆疾驶在宜昌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上的依维柯大巴上。车窗外看不清楚的景色被快速地扔在后面，如同扔掉一些可以永远忘记而一点也不可惜的腐烂的记忆。
父亲死的那年，我正读高二，各门功课成绩优异，被学校里的老师还有父亲认定一年后可以轻松考取像北大或复旦这样的国内顶尖大学。父亲刚被他所在的中学评 为特级教师职称，同时也被上海市教委选为二十位每年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教师。母亲那会儿依旧貌美如花，静娴能干。家里又新添了一辆时髦的助动车。在 1993年的中国，这种类似摩托的助动车还不多见。祖父母出了其中一半的钱，算是给父亲高升的贺礼。
我们的这个三口之家似乎是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直到有一个晚上，墙上的钟都敲过十点了，而在学校给学生们补夜课的父亲迟迟不见回来。母亲开始焦急起来，给学校办公室打电话，却又没人接。
到十一点的时候，我还坐在客厅里 毫无睡意，而母亲终于按捺不住了，在敞开的家门口进进出出地走动。她的双手紧紧绞在一起，脸上的表情像是随时要哭出来，“你爸爸呢？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啊？！”她好像是对我说话又好像在自言自语。从没见过母亲如此方寸大乱。也难怪，父亲向来是那种严谨可信、说话做事如时钟一样精确的人，几十年来他都是准 时离家又准时回家。若临时有什么事，他也一定会打电话来事先通知。
十一点一刻的时候，我跟母亲说我们出去找找爸爸吧。她点点头，眼中噙满泪水，仿佛已预感到不祥。
街上空荡荡杳无人迹，我们母女俩沿着父亲上下班的常规路线快速地走着。那是个秋天，地上的落叶在我们脚下发出轻微而又刺耳的破碎声，喳喳喳，像是某种不 祥之物在风中一路跟着我们跑，我们跑得快，它也跟着跑得快，怎么甩也甩不掉它。在空无一人的街上走得越靠近学校，腿越是打起了哆嗦。爸爸，你在哪里？- 没有人回答。空气开始诡秘地燃烧，一个又一个的小火花转眼即逝，希望也随之一点点地爆破。我感觉不到脸上的湿，也分不清那是泪水、汗水，亦或是天上掉下来 的雨水。
当我与母亲在离学校不远的那条没有路灯的小马路上看到父亲躺在路边的血泊中时，天在一瞬间塌了下来，地也在那一瞬间崩裂了！
我不相信眼前的一切，用左手狠狠地捏了一下右手，皮肉上的疼痛让我意识到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不是又一场噩梦，也不是电影电视上看得太多的戏。
母亲伏倒在父亲血肉模糊的身上，一动也不能动，似乎昏了过去。我摇摇这个，又晃晃那个。血的味道越来越浓，空气随时就要爆炸，我不能呼吸，不，我挣扎着 要呼吸，紧接着，一声尖叫像闪电一样划破夜晚，“救救我的爸爸！来人哪-谁快来救救我的爸爸？”我听到自己的哭声在冷冷的夜的腹部发出令人恐怖的回音。
绝望了，真是双手空空什么也抓不住只剩下绝望了！无边无际的黑暗，是父亲的裹尸布，也是一直过着幸福得有些乏味的生活的十六岁的我对人性阴暗面的第一次直面碰触。为什么撞了人就跑走呢？为什么不能发发善心送他到医院呢？那个撞我父亲的人没有时间吗？还是他就根本没有心？
终于有好心的过路人用当时还很罕见的手机替我们拨了110报警电话，同时他在我们的苦苦哀求下马上用自己的车送了父亲去就近的一家医院，留下助动车的残骸与一摊父亲的血迹在原地，我也留了下来等候警察的到来。而几分钟后，警车的刺耳鸣笛声就在不远处响起来了。
警察最后查不出什么来。不了了之。
直到父亲去世十年后。在他祭日的那天，我照例像过去的每一年那样去墓地献花，但在那一天我愕然地发现在父亲的墓碑前已有人放了一大束鲜花。我仔细地看了一看，在花束里藏了一张小纸条，上面是三个打印出来的字：“对不起！”
我后来拿着这张纸条重新去找警察。原先那个负责此案的张警官八九年前已调走了，而十年里也没有人再记得这起普通的车祸，就连查档案都已查不到，父亲的这起惨剧算已烟消云散了。可我不甘心，千方百计地找那个张警官，但没有结果。
凭这纸条上三个打印出来的字，似乎还不足以找到那个撞倒我父亲又逃跑的肇事司机。但在我看来，一个事实已无情地浮出水面：那司机知道我父亲，而且要么亲自来参加过我父亲的丧礼要么是从其他参加过丧礼的人那里打听到了我父亲的埋葬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