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在台湾人开的杨家厨房吃了晚餐。席间她的警察男友似乎对我颇有好感，我能感觉他呷了一口红酒，然后拿膝盖顶我的膝盖。我不动声色，嘴里塞满了蝽子鲜美的汁液，脑子里想一个警察在床上有何异于常人之处？也许会把身下每一个女人都当成像不良公民加以狠狠镇压，其势也狠，其时也久？
我想着，舌尖泛起一股美妙的唾液，胃部有股特别的暖意，像被一只大手捏着。
马当娜大叫一声，“这是他妈的怎么回事？”
她火冒三丈，重重地扔下筷子。对面的膝盖突然停止动作，我忍不住想笑。
侍者连忙趋步过来。“为什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东西？我打赌你们的厨师最终会变成秃头，我咒他一根毛不剩。”她粗鲁地对着一盆汤做着手势。
餐厅经理也过来了，他一连声地道歉，让侍者把她面前那盆飘着根头发的枸杞乌鸡汤端走。一会儿工夫又送上一盆新汤外加一道赠送的甜点。
晚上我到家发现包里还塞着马当娜送的礼物，肯定是她偷偷放进去的。“真是个疯女人。”我想着，摇摇头，把那东西放进一个抽屉里。洗了个澡后，上了床。
睡意像月半的潮汐一样席卷了我的全身，这是多日以来最容易的一次入眠。我的天天，我的小说，我的焦虑，还有他妈的生活的难题，都统统扔到了无底洞里去，先睡一个好觉再说。
亲爱的CoCo，用不着忧伤，醒来以后又是一天之后的另一天。
第二天一早，隔壁的胖阿婆在我的信箱里发现了一封信，一张明信片，她照例热心地替我拿上来。
我谢了她，走到沙发前坐下，信是天天写来的，明信片则是马克寄自墨西哥。我犹豫了一下，决定先看明信片，画面上是巨大像宝塔的仙人掌，矗立地在一片沙漠中，背面写着潦草难辨的英文。
“蜜糖，我出差到了墨西哥，一个有点脏但却十分带劲的地方，这儿随处可见大麻、三轮车和黑头发蓝眼睛的悲伤女人。我在饭店里吃了不少全世界最辣的非勃辣椒，下次吻你的时候你一定会被辣倒，我猜。
PS：我们的客户，一家跨国的耐压玻璃生产商很难缠，我还会去欧洲和我们德国本部的公司同事一起调查玻璃市场和客户指名要调查的一家竞争对手的情况。半个月后能见到你。
PPS：我打你电话都不通，考虑上因特网吧，我可以帮你申请一个Hotmall的免费信箱。
吻你！马克。”
我吻了一下明信片，有一段时间我的电话一直挂着，我想他能猜到我在写小说。我对他一点都不用操心，他是这个主流社会里堪称中流砥柱的男人，英俊聪明，有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善于处理各种复杂辣手的社会关系，善于平衡自我（他是典型的天秤座），在与女人的关系上，他也是如鱼得水。
只要他愿意，我就算跑到南极岛，他也能想法与我联络上。
他身上的能力似乎是由宙斯赐予的，而天天，则与他完完全全地相反，他们像是两个世界中的人，他们用投射在我身体上的倒影彼此交错着。
我在桌子上找到一把银色截信刀，通常我不用这种煞有介事的方式拆信，此时使用这种方式会让我从容一点。
天天只写了薄薄一张纸：
二十二 与书商约会
让我们在一起，寂寞的心，裸露在灯光
下，列车在黑暗中飞快地转移，这些上帝建造
动摇时光构架的惟一办法。
– 托里·阿莫斯
编辑邓再次打电话来，体贴备至地问我饮食如何，睡眠如何，写作进展怎样，然后问我可不可以去绍兴路上的一家叫“中国通”的咖啡店，与她和她的几个书商朋友见面。
我说好的。
车到了绍兴路，这是一条颇具文化气氛的小路，几家出版社和书店分置在路的两旁，取英文名为“Old China Hand”的咖啡店以其置于四壁琳琅满目的书与30年代情调的古董摆设出名。咖啡店主人是沪上颇有声名的摄影师尔东强，光顾其中的客人不乏文化圈名流，记者、出版商、作家、影视制片人、歌剧明星、西方学者，像夜空的星星一样在优雅背景下闪烁发亮。书籍、爵士乐、咖啡香、古董的摆设同时符合了这座名城的艳情记忆和现代消费指南。
我推开店门，看见邓和几位男士在角落围桌而坐，坐下来，发觉其中的一位书商颇为眼熟。他微笑着掏出名片递给我，我这才想起他是谁。在复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他就是系学生会文艺部长，高我两届，曾是我当初暗恋的对象之一。因为经常戴一副意大利黑手党式的帽子和墨镜，外号就叫教父。
记得当时复旦有一出堪称上海高校首出沙龙剧的戏，名叫《陷阱》，教父担任那戏的导演，我排除万难，力克群芳，争取到了做女主角。借着谈剧本的理由我常常去教父的3号楼宿舍，坐在一张“谈心桌”（此桌因经常有人围而谈心故取名“谈心桌”）的旁边，瞪着一双因近视而雾朦朦的眼睛，凝视导演那英俊而雄辩的脸，幻想着他会突然住嘴，然后把脸隔着桌子伸过来，像块磁铁一样粘住我的双唇。
这幕场景远比任何沙龙剧更令人激动难捱，但它从未发生过，我太年轻，十分怕难为情，而他呢，事后我听说他喜欢上我们剧组的负责舞台设计的女孩。那女孩常挂一串银质钥匙，长长的腿走起路来像跳华尔兹，笑起来脸上一左一右两个小酒窝，经常煞有介事地指挥男生拿着榔头，钉子满场乱转，对道具用纸似乎十分在行，常给“汇丰纸行”打电话，我私下里叫她“汇丰”。
“汇丰”把教父彻底迷住了，在大家沙龙演出前夜我亲眼见他们俩手拉手走在林阴大道上晒月亮。我的心情就像一首“伤心月光之歌”。
第二天正式演出时因化妆师临时有事没有能来，教父让“汇丰”给我化妆。只见她手拿一大把化妆笔，笑眯眯地走过来，像刷油漆似的给我上眼影、上腮红，又疼又别扭。
事毕拿来一面镜子一看，我几乎站立不稳，好好一张脸被涂得像马戏团的小丑，而教父帮腔说“十分好看”。于是旧仇新恨一齐涌上心头，我大哭一场宣布罢演，直到教父柔声细语地哄了我半小时。
他身上涂的古龙水像一种赔罪的语气一样熏得我甜蜜而伤感起来，然后新的化妆师给我上妆。当夜的演出十分成功，我演得有章有法，动情处泪如雨下，掌声狂起。
两个月后我就在毛主席塑像后的草地上结识了那个基督徒外加莎士比亚崇拜者外加性欲超人的前男友，就像前面写过的那样我们最终以撕破脸皮甚至动用有关安全部门的关系而告终。
回想起这前尘往事不可避免地有些愚蠢，但也是十分美妙受用。我想当初如果不是与那基督狂徒而是与教父谈情说爱，不知以后的历史是否会改写，我是否会碰到那么多事，是否会像现在一样疯狂地写小说，似梦非梦，暖昧不明地混迹于这城市中？谁知道？
“嗨，教父。”我高兴地握住他伸过来的手。
“你越来越漂亮了。”他恭维着，此话虽然老套但用在女孩子身上总是屡试不爽。邓又把其他几位男士介绍给我，他们彼此都是朋友，在邓所在的那家出版社底下成立了工作室，名叫“左岸”，大概从复旦大学毕业出来的人才会想出这么个文绉绉的出自法国新浪漫主义运动的名字。
邓曾告知，“左岸”出过一套“千纸鹤”系列丛书，在全国书市上创下了销量新纪录。据有关审计部门估计，“千纸鹤”这个品牌的无形资产现已价值愈千万，听上去令人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