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最难捱的就是在深夜无人私语时，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抱住他的枕头，祈祷神把他送到我无休止的梦里来：灰色的雾从窗外斜逸而入，很轻又很重地压在头顶，我听到一个遥远的声音在轻唤我的名字，他身着白衣，带着经久不败的美貌和爱走向我，我们用玻璃丝般透明的翅膀飞翔，草坪、房屋、街道，一个又一个掠过我们。青黛色的天空被光线扯开几道口子。
清晨像魔法即将消失的警讯一样降临，大地四处上的夜晚被驱逐。梦醒了，爱人不见了，只余下胸口一丝余温和眼角的湿痕。从天天在那一个清晨死在我身边开始，以后每一个清晨降临对于我而言都像是一次冷酷攫人的雪崩。
马克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我一直躲在父母的家里。第二天我离开那儿回西郊的公寓，临行前没带去那个装满了马克送的礼物的大包，只从包里找到了一枚镶了蓝宝石的铂金婚戒，取出来戴在手上。那是我趁马克昏睡片刻的时候从他无名指上脱下来的。
他那么惶惶然，上飞机的时候都不会察觉到我偷了这枚戒指。而我没有更多的用意，也许只是跟他开了个最后的玩笑，也许是心存不甘，留作纪念。
戒指很美，可惜稍大了些，我把它套在大拇指上。回到公寓前我脱下它，放在口袋里。
回到公寓，天天在看电视，桌上堆着爆米花、巧克力、可乐，他看到我一进门就张开双臂，“我以为你逃走了，再也见不到你了。”他抱住我。
“我母亲做了些菜肉馄饨，要不要我现在煮给你吃？”我晃了晃手里的一只食品袋。
“我想出去兜兜风，想在草地上躺一会儿，”他把头放在我胸前，“和你一起去。”
我们戴着墨镜和水出门，出租车把我们载到我的母校复旦，那儿的草坪很舒服，又比公园里随意放松，毕业几年，我始终留恋复旦园里那样可以让人随意发疯但又雅致清新的气氛。
我们躺在樟树浓荫下，天天想背点诗，但一首也想不起来，“等你的小说集出来了，我们可以在这里的草地上朗诵，大声点再大声点，大学生们喜欢这一套吧？”他高兴他说。
我们一直躺着，晚饭也在学生餐厅里吃的。政通路上有家紧靠复旦留学生院的酒吧，叫hand rock，由一个叫“疯子”的乐队经常出没，吉他手曾涛就是酒吧老板。我们进去想喝杯啤酒。
吧台后面是熟悉的几张面孔，朋友们都老了，“疯子”的主唱周勇也很长时间没有出现了，我和天天听过去年夏天疯子在华师大a gogo的专场演出。那种令人着魔的后朋克音乐让我们浑身蒸发，跳舞跳到晕倒。
蜘蛛带着几个留学生模样的人走进来，我们拥抱，说你好你好这么巧遇上了。最近蜘蛛老跟留学生混在一起玩，是因为电脑公司生意难做，他已萌生去意，想到什么国家读书去。他现在能说不错的英文、凑合的法文和西班牙语。
音乐是我喜欢的“portishead”的“Numy”，有人在跳舞，而吧台后面的面孔依旧不动声色，日夜在酒吧里泡着的人都有这种不动声色，又酷又憔悴的神情。听着毒品般的音乐，天天溜进酒吧洗手间，很长时间才摇摇晃晃地出来。
我知道他在干什么，我永远不能正视，正视他此时此刻这样的眼神，呆呆的、空洞的、魂已飞在九天外。随后我也喝醉了，他的毒瘾只需要我的酒瘾来相对的，在这种或那种瘾里我们反抗自我，漠视痛苦，跳动得像太空里的一束光。
在音乐里跳，在快乐里飞，凌晨1点多我们回到了寓所。没洗澡，脱光了衣服就往床上一躺，空调开得很大，我的梦境里都有空调嗡嗡嗡嗡的声音，像昆虫在鸣叫。整个梦境都是空白的，只有这种令人困惑的声音。
当我在翌日清晨，在第一束阳光照进来的时候，睁开眼睛，我转身去亲吻身边的天天，热热的吻印在他冷冷的泛着白光的身上，我使劲推他，唤他，吻他，揪自己的头发，
然后又莫名其妙地赤身跳下床，跑到阳台上。我隔着窗玻璃久久地凝视着屋内的床上，那躺着的爱人的身体，久久地凝望。
我泪流满面，咬住自己的手指，尖叫了一声：“你这傻瓜！”他没有一丝反应。他死了，我也死了。
葬礼上来了不少朋友，亲戚，惟独不见天天寡身独居的奶奶。一切都是轻飘飘的，令人的心惶惶然。不知道这份惊惧还会怎么样，不知道他的肉身如何化为无知无觉的灰烬，他的天真的灵魂如何会从地底下突围，从一堆恐怖的死亡残骸中逃逸而出，一飞冲天，直冲到九重天。天的最上面，该有上帝画出的一片澄明清朗，那会是别样的境地，别样的情怀。
康妮主持葬礼，她一身黑，额上还附了一片薄薄的黑色轻纱，像电影中的人，端庄得体，但绝不亲切，那哀情竟仿佛不是入骨入里的，没有一个母亲在失去儿子后的迷乱癫狂，只有一个美丽中年女人穿着黑衣站在儿子棺木前的端庄。做一个女人，真实可能
更重要，仅有端庄与得体是不够的。所以我突然很不想看到她的脸，很厌恶她念悼词时的语调。
我匆匆地念完一首送给天天的诗，“…最后一闪，我看到你的脸，在黑色之上，在痛楚之上，在你呼出的在玻璃的水汽之上，在夜的中央…从梦到梦的悲伤，我已缜口，我已不能说再见。”
然后我躲到人群背后，我无所适从，这么多人，这么多与我无关的人在这里，可这并不是一个节日，它只是一个噩梦，像个洞开在心脏上的噩梦。
我竭力想躲起来，可天天不在了，房间四壁的墙也就没了。
三十二 我是谁
我思故我在
– 笛卡儿
我就是我，一个女人，而不是什么“第二性”。
– 莱西·斯通
一切一切都是这样开始的，都是从这光艳
夺目又疲惫憔悴的面容开始的。这就是experiment。
– 杜拉斯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让人头疼，让人尖叫，让人变疯。
我不是冷血的女人，我也没有变疯。我的上一本小说集《蝴蝶的尖叫》再次出版了。教父和邓安排我去各高校做宣传，回答男生的诸如“ 倪可 小姐，你有一天会裸奔吗？”这样的问题，跟女生们讨论“女人是不是第二性”，“女权主义者到底想要什么”。
去复旦的时候我在草坪上躺了会儿，看看天空，想想那个人。
接下来的日子，朱砂第二次披起婚纱，新郎是志得意满的青年画家，比她小8岁的阿Dick。婚礼举行的日子与天天的葬礼隔了3个月20天，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意识到这一点，除了我。
婚礼在复兴公园内一家劳伦斯的画廊举行，那一天也是新郎的个人画展举办的日子。来了中外很多宾客，包括马当娜。马当娜给新人送了一份厚礼，一对欧米茄金表，她以此来表示她的气度，阿Dick毕竟是她最在乎的男人之一。
我没有与她多说话，我突然不再那么喜欢她，也许她并没有对天天说过些什么多余的话，也许她并不是那么存心要控制她认识的朋友们。可我不再想与她走得太近。
人太多，闷热的空气使人不适，我早早告退了。
德国方面一直有电子邮件发过来，马克的，莎米尔的。我告诉了他们有关天天的死讯，我说现在我的心趋于平静，因为我的小说即将完成，这是送给天天和那一段生活的最好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