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 Meng
The Kite Ribbon (chinese)
王蒙
风筝飘带
在红地白字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挨得很挤的惊叹号旁边，矗立着两层楼那么高的西餐汤匙与刀、叉、三角牌餐具和她的邻居星海牌钢琴、长城牌旅行箱、雪莲牌羊毛衫、金鱼牌铅笔…一道，接受着那各自彬彬有礼地俯身吻向她们的忠顺的灯光，露出了光泽的、物质的微笑。瘦骨伶仃的有气节的杨树和一大一小的讲友谊的柏树，用零乱而又淡雅的影子抚慰着被西风夺去了青春的绿色的草坪。在寂寥的草坪和阔绰的广告牌之间，在初冬的尖刻薄情的夜风之中，站立着她-范素素。她穿着杏黄色的短呢外衣，直缝如注的灰色毛涤裤子和一双小巧的半高跟黑皮鞋。脖子上围着一条雪白的纱巾，叫人想起燕子胸前的羽毛，衫托着比夜还黑的眼睛和头发。 “让我们到那一群暴发户那里会面吧！”电话里，她对佳原那么说。她总是把这一片广告牌叫作“暴发户”，对于这些突然破土而出的新偶像既亲且妒。“多看两眼就觉得自己也有钢琴了。”佳原这样说过。“当然，老是念‘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自己也会变成狼。”她说。 过了２０多分钟了，佳原还没有来。他总是迟到。傻子，该不是又让人讹上了吧？冬天清晨，他骑着车去图书馆，路过三王坟，看到一个被撞倒在路旁、哼哼唧唧的老太婆。撞人的人已经逃之夭夭。他便把秃顶的老太太扶起，问清住址，把自己的自行车放在路边锁上，搀着老太太回家。结果，老太太的家属和四邻把他包围了，把他当作肇事者。而老眼昏花的老太太，在周围人们的鼓励和追问下，竟然也一口咬定就是他撞的。是老年人的错乱吗？是一种视生人为仇的丑恶心理吗？当他说明这一切，说明自己只是一个助人的人的时候，有一位嗓音尖厉的妇人大喊：“这么说，你不成了雷锋了么？”全场哄然，笑出了眼泪。那是１９７５年，全民已经学过一段荀子，大家信仰性恶论。 他总是不按时赴约，总是那么忙。连眼镜框上的积垢和眼镜片上的灰尘都没有时间擦拭。在认识他以前，素素可从来不忙。她的外衣一枚扣子松了，滴拉耷拉，她不缝。主要是除了她的奶奶，这个城市对于她是冷淡的，不欢迎的。城市轰她走，她才１６岁。然而说轰是不公正的。礼炮在头顶上轰鸣，铜号在原野上召唤。还有红旗、红书、红袖标、红心、红海洋。要建立一个红彤彤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九亿人心齐得像一个人。从８０岁到８岁，大家围一个圈，一同背诵语录，一同“向左刺！”“向右刺！”“杀！杀！杀！”她渴望有这样一个世界胜过从前渴望有一个双铃大风筝。红彤彤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她没有看到，她倒是看到了一个绿的世界：牧草，庄稼。她欢呼这个绿的世界。然后是黄的世界：枯叶、泥土、光秃秃的冬季。她想家。还有黑的世界，那是在和她一道插队的知识青年，陆续通过“门子”走掉之后。她得了维生素甲缺乏症，视力一度受损。 她把关于红彤彤的世界的梦丢在绿色的、黄色的和黑色的迭替里。从此她食欲不振，胃功能紊乱，面容消瘦。除了红的梦，她还丢失了、抛弃了、被大喊大叫地抢去了或者悄没声息地窃走了许多别的颜色的梦。白色的梦，是水兵服和浪花；是医学博士和装配工；是白雪公主。为什么每一颗雪花都是六角形而又变化无穷呢？大自然不也具有艺术家的性格吗？蓝色的梦，关于天空，关于海底，关于星光，关于钢，关于击剑冠军和定点跳伞，关于化学实验室、烧瓶和酒精灯。还有橙色的梦，对了，爱情。他在哪儿呢！高大，英俊，智慧、善良，他总是憨笑着…我在这儿呢？她向着天坛的回音壁呼喊。 爸爸和妈妈用尽了一切办法，使出了一切解数，调动了一切力量，她回到了这个曾经慷慨地赐予了她那么多梦的城市。终于，爸爸也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了。为了回城而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也是一个陌生的、荒唐的梦。她不留恋这些梦了，她也不再留恋牧马铁姑娘的称号和生活，她很少说起这种称号和生活的各个侧面的迥然不同的颜色。一个多面多棱旋转柱。 她回来了，失去了许多色彩，增加了一些力气，新添了许多气味。油烟、蒜泥、炸成金黄的葱花。酒呃、蒸气、羊头肉切得比纸还薄。她去一个清真食堂做服务员，虽然她并非回民。所有这一切-献花、祝贺、一百分、检阅、热泪、抡起皮带嗡嗡响、“最高指示”倒背如流、特大喜讯、火车、汽车、雪青马和栗色马、队长的脸色…都是为了涌向三两一盘的炒疙瘩么？有一次她翻到一张她小学一年级的照片。那是１９５９年的国庆节，她七岁，两个小辫，两只大蝴蝶带着她起飞。辅导员引着她，她飞上了天安门城楼，把一束鲜花献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和她握了手。她那么小，还没和任何人握过手呢。毛主席的手又大、又厚、又暖、又有劲。毛主席好像还对她说了一句话，她没听清。事后回想，好像有“娃娃”。两个字。她怎么这么幸运呢？她是毛主席的“娃娃”，她永远是幸运的人。 但是后来，她认不出这张照片了。这是真的吗？她认不出自己，甚至七五年她回城的时候，她也认不出毛主席。从前，毛主席的腰板挺得多么直，动作多么有力量啊！可现在在新闻简报上，好像挪动一下双脚都很艰难，嘴巴张开，半天才合上。可报纸和电台又整天闹闹哄哄地宣传毛主席的叫人似懂非懂的最新指示。她真心酸，她真想去看看毛主席，给毛主席熬一碗山药汤。奶奶生病的时候，就是她给熬汤，白、滑、细的山药块，甜、麻、香的山药汤。补老年人的气虚。不，她不想把她的苦恼、她的委屈告诉毛主席，不应该打扰他老人家。如果她在毛主席跟前掉了泪，她一定转过脸去。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她不再是幸运的了吗？莫非她的运气七岁时候一下子就用完了？她回城干什么呢？为了妈妈？可笑。为了奶奶？也不行。报上说是一切为了毛主席，可我见不着他呀！于是素素再也不做梦了，不做梦，却又不停地说梦话、咬牙、翻身、长出气。“素素，醒一醒！”妈妈叫她。她醒了，茫然，不记得什么梦，只是一头冷汗，一身酸懒，好像刚从传染病房抬出来。 那天她正在路边，她瞧见了佳原这个傻子被他救护的老妇人反咬，瞧见了他被围攻的场面。佳原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但是脸上带着各种素素似乎早已熟悉的憨笑。后来派出所的人来了。派出所的人聪明得就像所罗门王。他说：“你找出两个证人来证明你没有撞倒这位老太太吧。否则，就是你撞的。”你能找出两个证人证明你不是克格勃的间谍吗？否则，就该把你枪决。素素心里说，实际上她一声没吭。她只是在上班前看看热闹罢了。看热闹的人已经里三层外三层了，这种热闹免票，而且比舞台上和银幕上的表演更新鲜一些。舞台和银幕上除了“冲霄汉”就得“冲九天”，要不就得“能胜天”、“冲云天”。除了和“天”过不去以外，写不出什么新词儿来了。 你们要干什么？难道做好事反倒要受惩罚不成？”熟悉的憨笑变成睁大的、痛苦的眼睛。素素的心里扎进了一根刺，她想呕吐。她跌跌撞撞地离去，但愿所罗门王不要追上来。 真巧，晚上小傻子到她铺子吃炒疙瘩来了。又是笑容了。他只要二两。“二两您吃得饱吗？”素素不加思索地改变了从来不与顾客搭话的习惯。“噢，我就先吃二两吧。”小子抱歉地说。他把右手食指弯曲着，往上推推自己的眼镜，其实眼镜并没有出溜到鼻子尖下的意思。“如果您的钱或者粮票不够，”不知为什么，素素会这样想，而且会这样说，“那没关系。您先要上，明天再把欠缺的送来好了。”“那制度呢？”“我先垫上，这不碍制度的事。”“谢谢您。那我就得多吃了。因为中午没有吃饱。”“你吃一斤半吗？”“不，六两。”“行。”她又端来四两。厨师发现这位顾客是素素的相识，便在盛完以后又加了一勺羊肉丁。每一颗疙瘩都过过油。金光闪亮，像一盘金豆子。金豆子的光辉传播到脸上来了，小伙子的笑容也更加好看。素素第一次明白炒疙瘩是个绝妙的、威力无比的宝贝。“说我骑车撞了人，把我的钱和粮票全要了去了。”“可是您没撞？是吗？”“当然。”那您为什么给他们钱？一分也不该给，气死人！”“可那老太太需要粮票和钱。再说，我没有时间生气。”那边的顾客在叫。“来了！”素素高声回答，拿起抹布走过去。 晚上回家以后，她想给奶奶讲一讲这个傻子。奶奶犯了心绞痛。爸爸妈妈拿不定主意是否立即送医院。“那个医院的急诊室臭气熏天，谁能在那个过道里躺五小时而不断气，就说明他的内脏器官是铁打的。”素素说。爸爸瞪了她一眼，那目光责备她这样说是对奶奶全无心肝。她一扭身，走了，回到她住的临时搭就的一个小棚子里。 这天夜里，素素做了梦。这是她许多年前最常做的梦之一-放风筝。但是每次放的情景不同。从１９６６年，她已经有十年没有做过这样的梦了。而从１９７０年，她已经有六年没有做过任何的梦了。长久干涸的河床里又流水了，长久阻隔的公路又通车了，长久不做的梦又出现了。不是在绿草地上，不是在操场上，而是在马背上放风筝。天和地非常之大。“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孩子们齐声朗诵，原来放风筝的并不是她，而是一位一顿吃了六两炒疙瘩的小伙子，风筝很简陋，寒伧得叫人掉泪！长方形的一片，俗名叫做“屁股帘儿”。但是风筝毕竟飞起来了，比东风饭店的新楼还高，比大青山上的松树还高，比草原上空的苍鹰还高。比吊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气球还高。飞呀，飞呀，一道道的山，一道道的河，一行行的青松，一队队的红卫兵，一群群的马，一盘盘的炒疙瘩。这真有趣！她也跟着屁股帘儿飞起来了，原来她变成了风筝上面的一根长长的飘带儿。 梦醒了，天还没亮。她打开手电，找寻自己那张最幸福的照片。建国十周年，她给毛主席献过花。她确信自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她哼着《社员都是向阳花》，缝紧了外衣上的那枚已经松脱了好久的滴拉耷拉的扣子。她自动祝愿毛主席身体健康。她给奶奶熬了山药汤。这种汤真是效验如神，奶奶喝过就好多了。这时天已大亮，家人和街坊都已起床。于是她尽情地刷牙漱口，她发出的声音非常之响，好像一列火车开进了她们的院子。而她洗脸的声音好像哪吒闹海。她吃了剩馒头和一片榨菜，喝了一碗白开水。只是在她怀疑《白开水最好喝》这篇文章是否攻击三面红旗的时候，她才从屁股帘儿上略略回到了现实世界，但她仍然系紧了鞋带，走起路来咯、咯、咯地响，好像后跟上缀着一块铁掌，好像正在用小锤锤打楔子，目的是打一个捷克式五斗柜。 “素素，你为什么这样高兴？”爸爸问。 “我要-当科长了。”素素答。爸爸高兴坏了。六岁的时候，素素在幼儿园当小组 长，爸爸高兴得见人就说。九岁的时候，素素当少先队的中队长，爸爸也美得一颠一颠 的。…在那个汽笛长鸣的时候，爸爸忽然哭了，他的脸孔扭曲得那么难看。火车上的孩子们也哭成一团。但是素素一滴眼泪也没有掉，看来她一心大有作为，比她爸爸坚决得多。“您来了？”“您好！”“今天用点什么？”“我先跟您清帐。这是四两粮票，两毛八分钱。”“您真是小葱拌豆腐。”“不，我不吃拌豆腐。还是来四两炒疙瘩吧。”“您不换个样儿吗？有水饺，每两七个，一毛五分钱。包子，每两两个，一毛八分。芝麻酱烧饼就老豆腐，吃四两只要三毛。”“什么快就吃什么。”“您等等，那边又来人了。…那我去给您端包子，今天还要六两吗？…包子来了，您怎么这么忙？您是大学生吗？”“我配吗？”“您是技术员、拉手风琴的、还是新结合到班子里的头头？”“我像吗？”“那…”“我还没有工作。”“您等一等，那边又来了一位顾客。…没有工作您怎么这么忙？”“没有工作的人也是人，有生活，有青春，有多得完不了的事。”“您忙什么呢？”“看书。”“书？什么书？”“优选法。古生物学。外语。”“您考大学？”“现在的大学是考的吗？我又不会交白卷。”“可惜，张铁生的经验不好推广。”“总要学点什么，总要学点有意思的东西。我们还年轻。是吗？”他吃完包子，匆匆走了，留下了一个谜。 他准时，又在同一个时间来了，这次是老豆腐。灰白色的老豆腐上撒满了绿色的韭菜花、土黄色的麻酱和鲜红的辣椒。为什么中外人士都知道秦始皇，却不知道发明老豆腐的天才科学家的名字呢？“您骗我。”“没有啊！”“您说您没有工作。”“是的，三个月以前，我才从北大荒‘困退’回来。但是，下个月我就上班了。”“在哪个科研机关？”“街道服务站。我的任务是学徒，学修理雨伞。”“这回您可惨了。”“不。您有坏了的雨伞吗？赶明儿拿给我。”“可您的优选法，还有古生物学，外语什么的…”“继续学。” “用优选法修伞吗？还是用恐龙的骨架做一把伞？”“哦，优选法对于伞也是有用处的。但问题还不在这里。您听我说…再来一碗老豆腐吧，辣椒不要那么多了，您瞧，我已经是一脑门子汗。谢谢…是这样，职业是谋生的手段，也是最起码的义务，但是人应该比职业强。职业不是一切也不是永久。人应该是世界的主人，职业的主人，首先要做知识的主人。您修伞我也修伞，您挣十八块我也挣十八块；但是您懂得恐龙，我不懂，您就比我更强大，更好也更富有。是吗？”“我不懂。”“不，您懂，您已经懂了。要不，您干嘛和我说话？那位山东顾客正在发脾气，他的煮花生米里有一块小石头，把他的牙床硌疼了。再见。”“再见。明天见。” “明天”两个字使素素的脸发烧。明天就像屁股帘儿上的飘带，简陋，质朴，然而自由而且舒展。像竹，像云，像梦，像芭蕾，像Ｇ弦上的泛音，像秋天的树叶和春天的花瓣。然而它只是一个光屁股的赤贫的娃娃也能够玩得起的屁股帘儿。 明天他没有来。明天的明天他也没有来。为了寻找一匹马驹，素素迷了路。在山林里，她咴儿咴儿地叫着，她像一匹悲伤的牝马。她像被一下子吊销了户口、粮证和购货本子。“是您！您…还来！”“我奶奶死了！”素素像掉到冰窟窿里，她靠在墙上，半天，她才想明白，这个戴眼镜的小傻子的奶奶并不是自己的奶奶。然而她仍然十分悲伤，身上发冷。“生命是短促的。所以，最宝贵的是时间。”“而我的最宝贵的时间是用来端盘子的。”她忧郁地一笑，好像听到了遥远的小马驹的蹄声。“谢谢您给那么多人端过盘子。但不止是端盘子。”“还有什么呢？就是端盘子也不见得那么需要我。为了在这里端盘子，我爸爸妈妈没少费劲。”“一样的，”一个会